教员和洛甫的缘分非常早。1919年7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成立，初衷是集结有志趣的青年同志，切磋历练，以便将来救国和建国，创始人之一便是李大钊先生。此后少年中国学会引入各种欧美杂志书籍，并且推动了工读互助团、新村运动等社会实践，王光祈、左舜生、陈启天陆续被选为执行部主任。1919年12月，在南京读书的洛甫加入少年中国学会，次年1月，在北京“请愿驱张”的教员经李大钊介绍，也加入少年中国学会。他们两人入会的消息，被发表在《少年中国》第1卷第8期的版面上。这是教员和洛甫第一次同框，也是他们第一次知道对方的名字，不过他们第一次见面，要到14年后了。1933年1月，洛甫进入中央苏区。那时的洛甫已在美国和苏联留学8年，并且成为以王明为首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所以刚回国便跻身中国革命的最高领导层，这次进入中央苏区，也是做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可谓是少年得志。而教员却在不久前的“宁都会议”上，被剥夺军权，开始人生最惨淡黑暗的日子。洛甫是少年得志了，但他也有自己的苦恼。那时王明已经离开中国，在莫斯科做驻共产国际代表，国内的一切事务交给博古负责。博古和洛甫都出自莫斯科，有这层关系，博古便把洛甫引为战友，用苏联的教条指导中国革命，但偏偏洛甫不是个迷信教条的人，在实际工作中逐渐发现苏联的教条不符合中国实际。于是博古和洛甫做为中国革命的二三号人物，不可避免的发生路线分歧，主要有三点：关于抗日统战问题，博古认为，统战对象只包括国民党士兵和下级军官，洛甫则认为国民党上级军官也是统战对象。关于资本问题，博古要求严格限制资本主义剥削，洛甫要求利用私人资本发展苏维埃经济。关于福建事变的问题，洛甫建议联合蔡廷锴、李济深等将领共同反蒋抗日，博古却把谈判当成儿戏，对联合福建一点都不上心。如此种种分歧，博古看洛甫越来越不顺眼。1934年1月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博古重新给洛甫安排工作，让他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这么做的好处是把洛甫逐渐排挤出决策层，又可以借洛甫排挤政府的教员。一石二鸟，博古玩的溜溜的。数月后的广昌战役结束，洛甫和博古大吵一架，博古大怒，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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