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是不好过的，生存压力是明显的，没钱是真的没钱，有点小钱的也都不敢消费投资。个人、家庭的谨慎最终反映到宏观数据上，就是不景气和不及预期。

这里面既有国内的小气候的原因，也有国际的大气候的影响。

世界经济在全球化的黄金年代狂飙几十年后终于到了新的阶段。

因为全球化，所以交易成本低，贸易便利；因为背负债务上杠杆，所以借了未来的力，经济得以高速发展。

国内有国内上杠杆的方式，国外有国外的方法，这里面谁不上杠杆，谁就没法在过去的增量中吃到大头，中美莫不如是。

所以，中国有4万亿和天量地方债，美国的债务总额从2008年的10万亿美元来到2019年的22.72万亿美元。

所以，从2008到2019年10年间，全球GDP增加了21.88万亿美元，中美合计增加11.7万亿（中国增加了8万亿），新增占比达53.47%。

债务终归是债务，不能无限增长；加杠杆发展快是快，但并不是没有弊病。

于是有人就会问：那么，代价是什么呢？

我并不喜欢这个梗，因为这个问法充满了问责的情绪，而且仿佛之前是做了什么坏事，不应该这么做；

但是凡事都有利弊，做事成效可以区分高低，不是说有成绩就可以不管产生的问题，所以秉着更为理性的态度，我更愿意这么问：

这件事做得有效吗？

这件事做得有效率吗？

任何政策都是分两方面的。我们过去的发展模式是依靠土地财政进行政府投资，政府拿到钱再花在基建、开发区、招商引资上，这是政府投资线；

在市场投资线上，则是基建、开发区修好后筑巢引凤，吸引企业投资，发展产业，进而再带动消费。

当然还有条众所周知的线，即是房地产业的发展，房地产既深深绑定地方政府财政，也对地方GDP颇有贡献。

道理听起来是很好的，但是现实却不一定按照设想来。

所有地方政府都可以搞土地财政，搞开发区，地方经济也的确获得了高速增长，这证明了既有的发展模式是“有效”的。

但是并非是“有效率”的。

有效率是要看投入产出的，产出还要看是正收益产出还是负收益产出。

一个地方经济增长了10%，但是为了这10%的增长让投入增加了20%，而这额外的20%投入甚至主要靠债务，靠来自银行的贷款、地方的城投债，那么这种高投入低产出的增长是有效率的增长吗？债务的增长甚至赶上经济的增长真的合适吗？

不仅如此，我们还要看这10%的增长是正收益的还是负收益的。

比如地方政府要建设开发区，但是该地方政府深处内陆，远离港口，运输物流成本较高，本身就不那么适合承接产业转移，难以形成产业群。

难以形成产业群，就不能通过规模化进一步压低成本，反过来更不利于产业转移。

加之东部沿海工资相对高，生活丰富，使得中西部又处于人口流出的状态，那么消费市场更加萎缩。

当人口流失、产业基础薄弱的地方政府将有限的经济资源、优惠政策用于建新城、搞开发区的时候，能比东部沿海搞开发区、搞房地产扩张更有效率吗？

显然不会，而且会造成大量鬼城，然后留下一地债务。

换句话说，中国太大了，每个地方要发展必然需要不同的思路。单纯债务扩张上杠杆搞投资，很有效，而且短期内立竿见影，但各地的效率是不一样的。

有人借1块钱，能产生5元的收益；有人借一块钱，甚至产生不了1块钱的收益。前者利国利民，后者明知道没收益还这么做则很有可能是损公肥私，雁过拔毛了。

当经济繁花似锦的时候，自然少有人去注意这些问题，但恰恰是这繁华之下，诞生了周公子、北极鲶鱼等蛀虫。他们好巧不巧地都是“基建家庭”，是这套模式下的硕鼠。这些人在举没必要的债搞没必要的基建后，给人民群众留下的只有债务，而不是财富。

如今我们面临巨额的地方债务风险，内外经济循环也面临着一定的困难，这个时候恰恰是该总结过去剔骨疗伤的时候，危机正好倒逼改革。

过去的发展模式让我们“狂飙”，但是“狂飙”并不能持久，也不能可持续发展，当下应当痛定思痛转换到新模式新轨道上。

我写下这些，写下“有效”和“有效率”之辩，就是要让大家心中都有一杆客观评价的称——

公义的称决定了人心向背，理性的称决定了发展的道路能否行稳致远。

留一杆秤，练就一双火眼金睛，射向那早该见光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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