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政府”和“小政府”的争论，在经济学界由来已久。不管是美国的凯恩斯和哈耶克之争，还是苏联从计划经济到休克疗法的教训，这些也历历在目，中间种种故事不一一赘述。客观来讲，大政府有大政府的好，小政府有小政府的好。大政府有大政府的问题，小政府有小政府的问题。因为个人自由与政府权力很多时候是对立的，但政府与民众是相互补充的，很多事情，地区单独的个人和组织无法自发去做，比如外交，比如军事。所以中间各方参与者产生的博弈很有意思。如果采取归谬法，大政府的极限，大概类似于大数据下的计划经济，每个人每天都被安排好了做每件事。而小政府的极限，大概类似于无政府主义，完全靠野蛮的暴力构建秩序。中国历史比较长，两种都能找到，不管是主张轻徭薄赋的黄老之学，还是主张勇猛精进的外儒内法，都能在中国的历史上找到案例。所以，中国人讲“中庸”，不主张走极端。今日中国和大多数国家相比，是相对“大政府”一些的。大众得到了“大政府”所带来的“安全”和“稳定”的同时，当然也有一些代价。那么“大政府”的边界在哪里？或许这两天南昌县给大家打了个样。这两天，一封“南昌县住房保障中心关于欣光花园项目营销工作的函”走入了公众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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