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跟朋友们一直都在探讨俞敏洪、孙旭东和董宇辉的事儿，由于可以对照的历史事件太多了，我们键政圈也借此迎来了一波小狂欢。随着事情尘埃落定，CEO孙旭东被干掉，董宇辉回归，今晚一个群里有朋友调侃，俞敏洪这个老皇帝算是把打压董宇辉的锅，甩给“太监”了。这个说法给了我一些灵感，跳开事件本身，从皇权与太监之间的关系来聊一聊。如果我们放弃将皇权“神化”，从商业的角度剖析，皇权的内核并不复杂，中国古代农耕时代的帝王，本质上是地主阶级的代理人或者说是CEO，全国的大地主阶级都是这个王朝的股东。地主股东们对于皇权最大的诉求，就是投资政策的确定性，所以历朝历代都常常出现一个局面，群臣火急火燎的请立太子，因为一旦太子确立了，投资的不确定性就消失了，地主股东们既不必搞沉默成本巨大的“分散投资”，也不用担心压错继承人导致的倾家荡产。他们会迅速倾注资源，通过联姻等方式建立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就是说，农业时代，皇室的血脉传承的方式，为大地主阶级的投资，提供了良好的法治与营商环境。同样，这些作为股东的大地主阶级，自然也不会是孤家寡人，为了给于他们下属提供稳定的预期，也会同样会选择血脉的传承自身的力量，让这些中小地主阶级主动投资，建立两者之间更加紧密的联系。从这个角度，就会理解古代一些夷三族的刑罚。并不是古代人嗜杀，而是古代的权力就是建立在这种血脉和联姻传承之上的。类似于红楼梦中，史家、王家、薛家，都是贾府的小股东，他们的权利和财富都是来源于贾家，也都会通过联姻的方式跟贾家进行紧密的捆绑。如果皇帝要对贾府诛三族，那么换个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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