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的文景之治和西晋的太康之治都是以皇帝宽仁著称的盛世。

皇帝宽仁的表现之一就是减轻刑罚。然而，西汉从“缇萦救父”事件废除很多致残的肉刑起，开启了普遍减轻刑罚的过程。

可太康盛世特别强调了对老人、未成年人和女性减轻刑罚，如“轻过误老少女人当罚金杖罚者，皆半之”。

而开启西汉减轻刑罚过程的缇萦的父亲，是个中年男性。西晋和西汉的仁政，差异显著。

古代囚犯往往可以作为免费劳动力，而古代大部分工作是体力劳动，只有中青年男性才能做。

因此对中青年男性宽仁意味着统治阶级可用的免费劳动力减少，需要统治阶级克制自己的享受。

与此相比，由于老人小孩和女性体力弱，被当做免费劳动力的价值不高，所以对老人小孩和女性减轻刑罚对统治者来说是不需要付出很大代价就能收获仁政名声的妙招。

从这个角度说，文景之治的宽仁是真宽仁，而太康盛世的宽仁则有不少作秀的成分。

这不是因为刘恒和司马炎个人品质不同，二人都是节俭的君主，“汉文却马”和“晋武焚裘”都是君主抵制奢侈的典故。

不同的原因是西晋的合法性远低于西汉。西晋靠政变上位，为获得世家大族的支持必须容忍甚至放任世家大族追求奢靡。通过给世家大族物质享受来换取他们不染指权力。

所以司马炎个人想节俭，但西晋贵族奢靡的故事够《世说新语》里专门开一章。

司马炎真出手整顿奢靡之风的话，如果大臣来一句“我指着洛水向陛下发誓，永不奢靡”，他该怎么回？甚至大臣进一步说“我如果再搞奢侈腐化，陛下就把我当街刺死吧”，他又该怎么回？

这不是笑话，因为真出现过朝堂争论时有人指着贾充问“高贵乡公安在”的事，晋武帝也只能忍了。

低合法性让西晋无法真的实现宽仁，但低合法性又迫使西晋努力争个宽仁的名声，所以西晋要搞对老人孩子女性的选择性减刑。

因为西晋对门阀妥协无法真正行仁政，阶层固化和生活负担沉重导致百姓生育率低下。于是西晋优待外族引进移民，既补充人口，又营造出“万国来朝”的上国气象。

然而，西晋的双标式宽仁并不能与民休息缓解社会矛盾，反而在一次次牺牲基本盘讨好统战对象的过程中彻底寒了基本盘的心。

“失去了基本盘，统战对象也会离你而去”，西晋双标的作秀式仁政，最终带来了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

“不患寡而患不均”，无力施行仁政时，无差别的严苛好过选择性的宽仁。你不能既要通过减轻老人小孩女性的压迫来换取宽仁的美名，又要吃苦耐劳的基本盘继续忍受不发怨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