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看郑成功和李定国，都有一层“抗清滤镜”，好像只要他们参与抗清，并做出相当的贡献，其他一切行为都是可以忽略的。看孙可望又有一层“降清滤镜”，好像只要降清了，孙可望的一生都没有可取之处。其实在抗清的过程中，郑成功和李定国都有自己的小心思，孙可望也有自己的不得已。我们要承认他们的抗清功绩，但对于他们的小心思和不得已，也应该有一个客观评价。李定国是陕西榆林人，这地方是明朝的九边重镇之一，民风非常彪悍，号称“九边之兵，榆林最劲”，因为史料缺失，我们不能确定，李定国是不是明朝世袭军户，不过，生长在这样的地方，对李定国的性格养成一定大有裨益。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是陕西定边人，那时也属于榆林镇的管辖范围，可能正是因为这层关系，李定国在公元1630年参加起义后，便被张献忠收为义子。同时做了张献忠义子的，还有延安府的孙可望、刘文秀、艾能奇，其中孙可望的年龄较长，排行老大。此后十余年，四兄弟追随张献忠转战万里，做着没有根据地的“流寇。”这期间，张献忠经历数次大败，尤其是公元1641年的信阳大战，张献忠被左良玉击败，公元1642年张献忠在安徽潜山一带，被黄得功和刘良佐偷袭，损失了大量身经百战的老兵和军官。但孙可望和李定国等人不仅活了下来，还在战争中锤炼出一身本事。在这样的背景下，资历深厚且能力超群的四兄弟，就被张献忠逐步提拔起来，成了张献忠麾下的“年轻老干部。”公元1643年，张献忠统帅四兄弟扫荡湖广，有了稳固的根据地，但那时李自成已在襄阳建立大顺政权，张献忠又不愿意归附李自成，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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