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虽腐，国力犹存；嘉庆有志，生不逢时。清朝统治者的文化专制主义对汉人的残酷压迫于嘉庆年间已渐成强弩之末，“避席为畏文字狱，著书皆为稻梁谋”的长期恐怖加速了知识分子的觉醒，满人虽“百经宗孔孟，百行法程朱”，但已经无法阻挡愈来愈近的悲风。道光年间，帝国主义已经准备对这个自命“天朝”的帝国进行武力叩门，在前所未有的世变之亟的刺激下，一部分汉人知识分子开始把视野从科场转向腐朽的社会现实，他们从一点点零星的侵略者资料中窥视了碎片式的西学思想，并决心籍此寻求更多真理以打破矛盾重重、危机四伏的堕落时空。1840年的战争失败，让思想启蒙的种子具备了发芽生长的社会条件，经世派开始在中国迅速崛起，龚自珍渴望“开风气”，魏源倡导“看世界”。开风气，就是对封建专制主义的腐朽进行批判，整个社会的寂然无声和漆黑无光，需要不同的声音来刺破。看世界，就是要学习夷人国力强大的根本之道，“以夷制夷，必筹夷情”的动机就是学习先进文化，冲破思想牢笼，不再以井蛙蜗国的见识自命不凡。思想启蒙之后，先辈们看到了什么？魏源首先看到了英国侵略致富的现象。他曾直言：英伦三岛，不过西海一卷石，揆其幅员与闽广台湾相若，地力几何？所以骤富，乃纵横万里之外，益万里膏腴之土，骤至不资之富。然后，魏源又研究了英国之所以能迅速富强并进行全世界掠夺的原因：不务行教而专行贾，佐行贾以行兵，兵贾相资，遂雄岛夷。英于新加坡建英华书院，延华人为师，洞悉中国情形虚实，中反无一人瞭彼情酌，无一事师彼长技。此时的先驱还只是把眼光盯在“技”上。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中国人开始走出国门闯向世界，启蒙思想已经从简单的“技”转向了对自然科学知识的深刻理解上面，洋人制造，行军行船，无不从天文和算学中来，若不从根本上下功夫，即习皮毛，仍无实用。科学救国的意识开始在很大范围内萌芽，李善兰、徐寿、华蘅芳、徐建寅等知识分子在传播西方科学的过程中有着明显的主体意识，千古神秘之术，有了西学之后，便能轻易解释，这对国人思想上的解放具有革命性影响，即使遭遇部分“离经叛道”的指责，仍然能昂首改造旧秩序。在启蒙的道路上，还有一个湖南人必须提及，那就是郭嵩焘，他是早期关注英国税收制度和政治制度优越性的重要官僚之一，他认为，国家的富强与政治制度密切相关，民主制度和言论自由可以保证利弊得失以辩取优，并可以付诸公论。他毫不掩饰地否定了几千年中国封建专制，极力为西方选举制唱赞歌，这在清朝官场绝无仅无，故附和者寡，以致其只能哀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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