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温伯陵
来源：温伯陵的烟火人间（ID: wenboling2020）
前段时间的“董袭莹事件”，把协和医院推上风口浪尖，网友们顺藤摸瓜，逐渐翻出一本旧书——人民日报记者陈柏生翻阅大量第一手资料，于1964年写成的《血泪斑斑旧协和》。我这几天抽出时间通读一遍，感觉这本书的文风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但其中的一些内容，现在看来是有些过激了，让人生出一种“过于上纲上线”的感觉。鉴于这本书不好找，很多读者可能没有读过，我就挑一些能说的，把书里的内容做个简单梳理，说说协和医院的另一面。按照陈柏生的说法，协和医院的源头是协和医学堂，由六家英美教会成立，1915年的时候，美国财阀洛克菲勒将其买下来，改名为北京协和医科大学，设立医科、护士科和实习医院，并耗费巨资，用数年时间重建校舍。洛克菲勒之所以费心费力的改造协和，目的就是以协和为跳板，把洛克菲勒和美国的影响力渗透进中国，为进一步侵犯中国做准备。提出这样的观点，不是无的放矢，因为作者在史料中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洛克菲勒基金会召开过一次中国问题会议，参会者都是所谓的中国通，洛克菲勒明确向他们提出，中国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给基金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基金会必须趁机进入中国领域。会后，洛克菲勒相继派出两个考察团，前来考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发现有62%的中国政府领导人物，曾在日本、美国、欧洲各国留学，比较容易接受西方世界的领导。正因以上两点，洛克菲勒判断，中国正处于重塑期，特别需要一个稳健的、能干的、在别国有经验的国家来领导，将中国正在接受的西方思想、制度、文化等固定下来。为了有效控制协和，洛克菲勒基金会还成立“洛克菲勒驻华医社”，做为协和的直接领导，以派遣顾问、教授、拨款等方式，控制着协和的一举一动。如果协和胆敢不听话，就切断资金，并切断中国医生前往美国的通道。“他们那些中国人不敢忽视顾问，因为我们手中拿着鞭子，如果他们不服从指示或忽视顾问，就断绝支持。”既然要把洛克菲勒和美国的影响力渗透进中国，为什么一定要以医学为切入点呢，工业、商业、金融业就不行吗？因为医学的覆盖范围非常广泛，可以说是王公贵族和贩夫走卒尽在其中、妇孺老幼无所不包。医学做的好，不仅可以在中国底层建立示范效应，让他们产生崇洋媚外的心理，更可以借治病问诊的机会，和中国高层建立密切关系，影响他们的日常行为。最关键的是，“医学与政治无关”是一句非常有迷惑性的口号，办医学，可以借这句口号排除中国政府的干扰，营造一个盘踞在中国的独立王国，然后在这里传播亲美、崇美思想。洛克菲勒就说：“卫生工作是无党无派的工作，不管政权如何改变，它仍使人们感到兴趣。”“我们相信用一百万来支持各大学，其政治上产生的力量，要比用二百万来维持军队大得多，因为军队可以叛变，培养的学生更为驯服可靠。”而为了达到培养驯服学生的目的，他们要求协和用英语教学、使用英文教材，并从美国购买仪器、药品、文具、厕所手纸等一切日用品，以至于走进协和就像到了美国一样。除了日常的潜移默化以外，他们还在招生简章中做了另外一项规定——入学程度需念完六年中学以后，在本学院招考委员会所认可的大学，读完国文、英文、第二外语、生物、物理等课程。协和招考委员会认可的大学，固然有深厚的学术积累，能够为协和培养文化程度较高的学生，但在政治方面，这些大学也承担着驯服学生的任务。洛克菲勒改造协和医院的真实目的，只有人数不多的小圈子知晓，对于绝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协和就是治病救人的地方。在中国高层看来，协和的环境优美、器械先进，属实是个疗养的好地方。于是呢，有些高层即便没有重症疾病，也要到协和包一层楼，然后选定医生和漂亮护士，让他们专职为自己服务几十天。例如“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张学良就在协和疗养，他和大公报记者的谈话，也是在协和发表的。不过，中国高层的这种行为，正符合协和与中国高层建立密切关系这一宗旨，协和是非常欢迎的。但在中国底层百姓看来，协和的医疗水平非常差，陈柏生在书里就收录了很多案例——一名病人被确诊死亡，人都送到太平间了，突然又活过来了。农民朱西河的髋关节脱臼，协和的骨科主任米特纳给他做了复位手术，结果术后发生严重感染，伤口处出现一个大脓肿，米特纳又给他做了二次手术。这次手术期间，米特纳无意间割断朱西河的股动脉，朱西河因此死亡。著名学者梁启超因肾病住院，却遭协和医生误诊，那个健康肾脏被切除，梁启超不治身亡。类似的记录非常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正是因为协和不断出现医疗事故，所以北京街头就有了一些传言，有人说“协和医院去不得”，有人说“到了协和有死没活。”虽然协和的医疗水平不怎么样，但协和医生做的坏事可不少，病理主任司匹斯就直截了当的说过：“如果病人没钱治病，那么把他们接收进来，就不是要做慈善，也不是因为病人需要治病，主要目的就是将病人拿来做教学实验。”所谓教学实验，其实就是把病人当成试验药剂、人体解剖、观测数据的工具。1922年，一个名为张琪玖的儿童被花生卡住喉咙，家长怎么都弄不出来，便带着他来到协和。原本这不是什么大问题，有个中国医生就提议说，把张琪玖翻过来，拍拍背部，让他用力咳嗽，花生可能就出来了。但耳鼻喉科的外国医生斯莱克不同意，直接用橡皮管把花生捅到支气管处，将张琪玖活活憋死。一个儿童的性命，就这样葬送在协和，他的家长得到的，也不过是一具残缺的尸体。1930年夏天，北京人力车夫宋明惠得了破伤风，前往协和求治，结果在数天后死在医院里。但，协和的工作人员拒绝家属的要求，明确告诉他们，必须由医院装殓、封闭棺材以后，宋明惠的尸体才能离开医院。宋明惠的妻子感觉不对劲，便趁工作人员不注意的时候冲进太平间，一看才知道，宋明惠的脏腑和大脑都被掏空了。1940年，妇女武云亭出现痢疾、贫血、营养不良等病症，为了尽快恢复健康，便不惜巨大代价到协和治疗。那个时候，内科主任司奈伯正在试验“桂皮酸”的作用，准备以此来完成一篇论文，提高自己的学术地位。于是，司奈伯便没有给武云亭针对性治疗，而是用了和病症毫不相干的桂皮酸。不久后，武云亭出现体温增高、呼吸急促等症状，死在协和。除了利用常规医疗途径做试验以外，有些医生还会突发奇想，在病人身上做一些突破底线的试验。例如妇产科主任怀特克尔，为了研究“精子进入阴道后需要多长时间到达输卵管”的问题，就采集了大量的哺乳动物精子，注入一百多名患有软骨病的中国妇女体内。脑科主任雷曼，甚至和精神病院的同伙合作，经常让他抽调精神病患者，配合他研究“卡的阿错是否能鉴别癫痫。”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雷曼完成他的论文，写下“卡的阿错不能鉴别癫痫，只能激发癫痫”的结论，而注射过这类药物的精神病患者，大脑都受到不可逆的伤害，病情更加严重。以上案例都是用普通老百姓做试验的，但有些时候，高层也难逃黑手。孙中山去世以后，国民党相关人员决定，保存孙中山的遗体，以供后世纪念。要保存遗体就得取出内脏，再填充防腐物质。宋庆龄等家属认为，孙中山的身份尊贵，身体的任何部分都不能被人亵渎，所以内脏取出以后，必须火化、装瓶，永远和遗体一起保存。结果，协和解剖系教授在处理孙中山遗体的时候，偷偷把肝脏留下，做成标本，然后骗宋庆龄等人说，孙中山的内脏已全部火化......协和对待普通病人如此冷酷，那么对待本院职工，是否会温暖一些呢？那时的协和等级制度非常严格，仅仅是衣着方面，就规定门卫穿灰大褂、工人穿蓝短褂、仆役穿蓝大褂、男助理员穿中式白大褂、女助理员穿中式绿大褂、外来护士穿原单位护士服、协和毕业护士穿大裙式护士服等等。从一个人的穿着打扮，就能一眼看清此人在协和的地位。职位晋升方面，则是只要有一张外国脸、水平不是太差，基本能做到教授，而一个中国医生，不论水平有多高，能做到副教授就烧高香了。他们不允许吃带有葱姜蒜的食物、上厕所不能超过12分钟、不能到美国人的居住区、不能用美国人的厕所、走路不能走到美国人的前面，甚至下班都不能走美国人出入的门，只能走靠近太平间的北门。如果他们提出反对意见，美国管理层就说：“两条腿的蛤蟆难找，两条腿的工人有的是。盆里放上窝头，一敲盆边，要多少有多少。”这句话，其实是形容中国医护人员是狗，把他们开除人籍了。既然中国医护人员受到如何苛待，他们对美国管理层有没有恨意呢？因为等级制度固然让人感到不舒服，但等级制度也维护了美国管理层的形象，让他们显得高高在上，拥有超越中国的文明和智慧。那些处于等级制度下层的中国医生、医护人员、学生在慕强心理的驱使下，反而更加亲美崇美。例如协和的高材生冯应琨，毕业后留在协和工作，逐渐成为雷曼做人体实验的帮凶。对于雷曼用精神病人试验卡的阿错的事，冯应琨评价说：“从科学立场来看，我们用这些人做实验，可谓有极大价值，打一针没关系。”同样毕业于协和的刘士豪，收了一个患有软骨病的45岁妇女，但他不给针对治疗，故意致其死亡，然后以“慈善”为名取得处理尸体的权力，并将这名妇女的骨骼全部剥离出来，做成软骨病标本。凭借这个病例，刘士豪还写了一篇论文，发表在《中华医学杂志》上。世人寄予希望的医生，就这样被美国蔑视中国生命的冷酷作风，同化了。学生们不能和医生一样作恶，但他们同样有严重的亲美崇美心理——新中国成立时，他们不愿意参加开国大典，抗美援朝时，他们不愿意参加反美示威游行，就连给抗美援朝捐款，他们也是抱着施舍乞丐的态度。这些中国学生，在美式教育和等级制度的配合下，完全被驯化成香蕉人。解放前的协和，陈柏生定位为“披着人皮的狼”，他在书里写道——“北京协和医学院，办在中国的土地上。但是，美帝国主义把这片土地完全变成了它的殖民地，变成了一个侵略根据地。这片土地上浸透着中国劳动人民的血泪。”直到新中国成立，人民政权接收了协和，才把协和的黑暗面逐渐洗刷干净，把美国侵略中国的桥头堡，变成治病救人的圣土。不过，随着激烈的社会变革成为历史名词，某些老旧的东西也在卷土重来。从董袭莹的事情来看，现在的协和虽然没有解放前那么黑暗，但另一种更隐蔽的黑暗，又出现了。 
赞
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