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温伯陵
来源：温伯陵的烟火人间（ID: wenboling2020）
政权更替之际，所有位高权重的人都要做出命运抉择。选对了，荣华富贵不断，青史留名可望。可要是选错了，半生奋斗的成果便付之东流，还要被后人讥讽唾骂。正因为关系重大，所以身处历史洪流中心的大人物们，面对命运抉择的时候，便显得政治立场不够坚定，甚至有些“两面人”的味道。1895年，傅作义生于山西荣河县。这地方在汾河和黄河的交界处，古代属于平阳郡，是关中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失去了这份荣耀，但仍然是富甲三晋的沃土。傅作义的父亲傅庆泰，年轻时在河边摆渡，靠出卖力气养活一家老小。后来，傅庆泰发现贩煤能赚钱，便向人借了一艘船，在河面上倒腾煤炭，逐渐赚到第一桶金。再往后，傅庆泰又利用积累的资金开办商号，转型为商人，成为地方有头有脸的富户。傅作义很小的时候，清朝就取消了科举考试，斩断绝大部分士子的稳定晋升通道。但差不多相同时期，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编练新式陆军等大事件却频频发生。于是，没有晋升通道的士子纷纷涌入军中，掀起一股“弃文从武”的时代风潮。在这样的背景下，家资颇丰的傅庆泰，便给傅作义规划了一条“读军校、升职、掌权、振兴家门”的道路——从这份履历可以看出来，傅作义接受了完整的军事教育，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知识，仅从军人这个身份来看，傅作义是远远胜过阎锡山等留日士官生的。有了正规军官的素养，傅作义立功升职，便是顺理成章的事。1927年1月，直、奉、晋和国民军爆发大战，傅作义率领一个团驻守大同天镇，抵抗宋哲元部整整三个月。战后，傅作义凭战功晋升为师长，完成中校团长到中将师长的跨越。同年10月，已转向南京国府的阎锡山和奉军开战，傅作义率部驻守河北涿州，又在没有援军的情况下，坚守涿州近100天。凭借这项战功，傅作义晋升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第五军团总指挥，兼天津警备司令。再过三年，中原大战爆发，蒋介石和张学良联手击败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瓜分中国南北。傅作义做为阎锡山的旧部，原本是应该遭到清算的，但张学良非常欣赏傅作义，两人在“涿州之战”时也有过一段交情，于是傅作义被张学良重用，得以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兼绥远省政府主席。从军二十年的傅作义，自此正式脱离“纯粹军人”的身份，成为军政一把抓的地方诸侯。傅作义的军事生涯不算长，但他亲眼见证了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张勋、吴佩孚、阎锡山、张作霖等人的起起落落，可谓是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些人的命运，肯定深深触动了傅作义的神经，如何避免类似的遭遇，也必然是傅作义日常思考的问题。从他日后的做为来看，傅作义应该很早就有了明确答案，即一方面治理地方和军队，将其打造为自己安身立命的资本，另一方面积极参加政治事务，在多方势力间游走，永远给自己保留退路。刚到绥远的时候，傅作义就引用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在绥远农村推行教育、生产、武装合一的制度。这一制度的核心宗旨是把政权的触角深入农村，起到扩大税基、寓兵于农的效果，和隋唐的府兵制、明清的卫所制没有本质性区别。后来，傅作义率部参加了长城抗战、绥远抗战，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又以第二战区第七集团军总司令的身份，参加了忻口战役、太原保卫战，立下赫赫战功，打出绥远军的声望。但在这段时间，傅作义做的最认真的一件事，其实是仿照我党的治军治政经验，更深入的经营绥远和嫡系军队——成立政治工作委员会，傅作义亲自兼任主任，集团军总部成立政治指导室，以周北峰为主任，各军成立政治工作机构，三者共同领导绥远军队的政治工作。成立奋斗室，指导军官家属组成的眷属团的工作，并严令军人子弟入读奋斗小学、奋斗中学。效仿我党“减租减息”模式，丈量绥远地主土地，严格限制田租额度，减轻农民负担。如果地主不配合，便将没有丈量的土地收归国有，由政府租给农民耕种。效仿我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制定绥远军的《十项纪律》。除此之外，傅作义还整修河套地区的水利设施，硬生生的造出3.6万顷灌溉肥田，让谷子、小麦、糜子等农作物的年产量增长到2.3亿斤，绥远的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760斤。以上这些政策，包含了军事政治、地方经济、军队纪律、生产救灾等等，基本把我党的治军治政精髓学到了，以至于阎锡山痛骂傅作义是七路半，离八路军只剩下一步之遥。傅作义这么做，首要考虑肯定是经营地方和军队，但他这么做的结果，便是和我党建立起抗日民主统一战线，让自己的未来多了一种选择，不至于死绑在阎锡山的战车上。随着傅作义和我党的关系日益亲密，蒋介石不禁警觉起来。为了避免傅作义带着绥远奔向延安，成为第二个杨虎城，蒋介石必须加大筹码，拉拢傅作义。于是在1938年底，蒋介石任命傅作义为第八战区副司令兼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通过这项任命，蒋介石事实上把傅作义剥离出晋军序列，削弱了阎锡山的实力，并把傅作义纳入自己麾下，壮大了中央军的实力。但这样的结果，正是傅作义想要的。因为这样一来，傅作义就可以在蒋介石、阎锡山、我党三方之间游走，他和哪一方的关系都是若即若离，但哪一方都是他的退路。割据绥远、纵横捭阖、观望天下，就是抗战时期的傅作义。尽管在抗战时期，傅作义和我党建立了不错的关系，但到了解放战争初期，傅作义仍然坚定不移的站在蒋介石一边。其一，蒋介石的南京国府是资源充沛的全国性政府，我党和蒋介石发生正面对抗，傅作义认为完全没有胜算。其二，傅作义的根据地和我党的根据地接壤，我党要扩大根据地，势必要损害傅作义的利益。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也要想方设法压缩我党的生存空间。在这样的背景下，1946年7月，傅作义和我党就爆发了“大同集宁战役。”这场战役的起因是我党为打击阎锡山，将晋绥和晋察冀连为一体，便从两个军区抽调三十个团，以主力强攻山西大同，另一部分兵力则奔赴集宁，阻止援兵。那时，傅作义已晋升为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辖区包括绥远、察哈尔、热河三省，而集宁属于绥远省，正是他的辖地。集宁有失，傅作义就要背负“丧地”的责任，大同有失，晋绥和晋察冀便可连为一体，拥有和第十二战区抗衡的资本，同样是傅作义不愿意看到的。于是，傅作义部倾巢而出，击败奔赴集宁的我军部队。集宁一线失利，强攻大同的主力部队便没有依托，随即撤离大同。我党发起的大同集宁战役，就此失败，贺龙、张宗逊等指战员也从此离开一线指挥岗位，转入后勤，失去了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资格。战后，傅作义又调兵东进，逼迫晋察冀军区的部队，放弃察哈尔省首府张家口，彻底巩固了第十二战区的地盘。凭借这两项战功，傅作义被蒋介石视为中兴功臣，不仅得到一枚“国光勋章”，还在次年底晋升为华北“剿匪”总司令，统辖绥远、察哈尔、热河、山西、河北五省地盘和军队。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三大战役全部结束，蒋介石和南京国府的败亡已成定局，尤其是平津战役时，傅作义的嫡系第三十五军遭到重创，军长郭景云自尽、副军长王雷震、师长冯梓和温汉民被俘，完全丧失了战斗力。而随着我军捷报频传，傅作义麾下的张家口、天津等大城市也相继解放，山西虽然没有完全解放，但徐向前正在统兵围攻太原，截断了华北傅作义和西北胡宗南会师的通道。傅作义这个华北剿总司令，只剩下25万残军和北平孤城，林彪和聂荣臻如果强攻北平，恐怕也用不了几天。这个时候，傅作义有些急了，想以北平和25万残军为筹码，和我党谈条件。教员也认为，北平是明清故都，有很多文物和古建筑，强攻会造成不可估量的破坏。如果能和平解决傅作义，不仅可以保护北平，还能对长江以南的国军起到示范作用，减少祖国统一的阻力。于是，我党就和傅作义做了谈判，并达成共识，于1949年1月21日签署《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确定北平和平解放。傅作义同意北平和平解放，真正目的是保存实力，为以后的权力和地位做铺垫，并不是诚心实意的向我党靠拢。就在签署协议的第二天，傅作义就抢先一步，向媒体公布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决定，但他和我党签署的协议，仅公布了正文和22条附加条款中的13条。傅作义这么做，归根到底是要回避损兵折将、天津战败的黑点，营造一种“傅作义主导北平和平解放”的形象，试图以此获得高姿态和高声望，为接下来的权力分配增加筹码。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那傅作义的筹码，要用在什么地方呢？傅作义和我党签订的协议里，有一项是“双方派员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这个准备成立的联合办事机构，原本是过渡性质的，但傅作义准备利用这一条，将其变成傅作义和我党成立的联合政府。如果傅作义的意图实现了，那么他就会从南京国府的华北剿总司令，晋阶为我党即将成立的新政权的合伙人。以公司股份来论的话，傅作义在新政权中的股份，起码在50%左右。早在傅作义向媒体公布协议的时候，教员就明白了他要做什么，很快，教员就做出相应的安排。一方面，教员向叶剑英面授机宜，让他在北平联合办事处的筹备会议上，向傅作义派出的代表说明，这个机构是前线司令部指挥下的工作机关，不是政权机关，不要有分享政权的非分之想。经过叶剑英的力争，这个过渡机构的名称，改为“北平联合交接办事处”，用交接二字，否定了这个机构的政权功能。另一方面，教员在2月1日发表《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向社会各界明确说明傅作义愿意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原因——“战败了，一切希望都没有了，比较好的一条出路，是军队离城改编，让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和平接收城防和市政，这是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为什么天津不肯这样做呢？难道天津的‘工业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不应当保全吗？难道天津的‘国家元气’应当受损伤吗？......基本的原因是傅作义将军还想打一打。天津打败了，二十九个钟头内十几万人解除武装，北平孤立了，毫无希望了，决心走第二条路。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可能性从此产生。”教员的一席话，直接戳破傅作义的高姿态和高声望，让社会各界都意识到，傅作义不是为了保护北平而转向和平，而是因为兵败如山倒，即将灭亡了，被逼无奈的转向和平。战场上打不赢，谈判桌上耍小心机也没用，傅作义这才放弃挣扎，北平才真正和平解放，城内的25万残军也被打散改编。但傅作义放弃的只是北平，他经营绥远近二十年，仍然准备在那里搏一搏。因为我军在绥远只有一支不足万人的纵队，人数少、战力弱，傅作义旧部董其武却有三万人以上，实力远胜我军。于是在解决绥远问题的时候，我党没有要求董其武部打散改编，而是维持现状，继续占有包头、归绥，和我军划界共守。7月14日，傅作义给教员写了封信，说蒋介石和阎锡山幻想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借助美军的力量反攻回来，同时还封锁海口、轰炸人民，他们都是卖国贼，没有希望的。说完这些表态的话，傅作义便提出要求，希望亲自去一趟绥远，在最短时间内解决绥远问题，将其改造为真正的解放区，将绥远部队改造为解放军一部。教员看完信，写下“信写得好，观点正确”的批语，然后就同意了傅作义的要求。紧接着，傅作义就邀请国府的国防部长徐永昌、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司令马鸿宾等人到绥远一叙。等这些人到了以后，傅作义又说了截然相反的一段话——美苏爆发战争不会太远，国府要做好反攻准备，在正式行动之前，可以轰炸电厂，搞乱大城市，以及新政权恢复工业的进程。可以说，傅作义向教员表态是给自己留退路，向徐永昌表态也是给自己留退路，在这个政权更替的关键时期，他延续了抗战时期的一贯路径，在国共双方左右横跳。傅作义说，新政权的经济问题很严重，很难撑过明年的春荒，我准备在绥远经营农场，并把各级军官放到农村训练战士，半年时间可拉出二十万人。等明年时机一到，我就带着部队打出去。在徐永昌看来，傅作义的意思大概是：“我有一计，可使党国幽而复明......”徐永昌和傅作义原本就是晋军同袍，对他非常信任，听到这个计划以后，感觉有实现的可能，便满意的返回广州。傅作义则在回到北平以后，向分管绥远经济工作的薄一波提议：“绥远的可耕地面积是10万顷，现在只开发了4万顷，如果政策允许的话，我愿意回到绥远修水利、搞农场、造福人民。”经过北平的一番较量，教员已经对傅作义产生了警惕心理，现在听闻傅作义想返回绥远，敏锐的意识到，此人想回到老根据地，肯定有阴谋。不久后，教员就提名傅作义出任新政权的水利部长，将傅作义留在北平，斩断他和绥远的一切联系。这项任命的意思就是，既然想修水利，那就修全国的水利，满足你的心愿。但你回绥远的动机，我已经明白了，你不要想了，我不同意。任命你为水利部长，是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再不安分，别怪我不客气。而没有傅作义的坐镇指挥，他的绥远旧部也翻不起任何风浪，年底就被编入解放军序列，归华北军区指挥。傅作义不断在北平和绥远搞事情，归根到底是军阀风气作祟，不甘心丧失军队、权力和地位，便把军阀混战时的一套旧东西，用到政权更替中了。可傅作义哪里知道，版本已经更新，他那一套东西落伍了。即便如此，傅作义也是口服心不服。抗美援朝爆发以后，傅作义的心理活动，恐怕和张东荪等盼望美国打进来的卖国政客，没有什么不同。直到志愿军把联合国军打回三八线附近，他们这些人才看清楚，美国是打不进来了，旧时代是回不去了，我党的江山是坐定了。于是他找到教员，说自己还有多少电台、多少枪支、藏在某某地方，试图用这种袒露秘密的方式，获得教员的原谅，得以安度晚年。但教员听完以后，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你留着用吧。”百万联合国军都打不进来，你留着电台和枪支，又能翻起什么风浪？短短五个字，其实就隐藏着教员对傅作义的个人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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