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温伯陵
来源：温伯陵的烟火人间（ID: wenboling2020）
一个人的命运，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是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行程。乌兰夫能解放内蒙古并成为“蒙古王”，其实就是在正确的历史行程中努力奋斗的结果。晚清时期，长城以南的汉族人口激增，那些没有土地的人们，为谋求一线生机，便迁徙到长城以北的内蒙古旗地开荒。经过近百年的演变，内蒙古地区便出现大量的蒙汉混居区。出生在这样的地方，乌兰夫不可避免的沾染上汉人风俗，熟悉农业耕作。而他本身又是蒙古族，骑马、放牧、结安达等蒙古风俗，几乎是与生俱来的本能。在这样的背景下，乌兰夫逐渐成长为“亦蒙亦汉”的边塞豪杰，与古代历史相对比的话，土默特旗的乌兰夫，和北魏六镇的高欢、宇文泰没有本质区别。正因为乌兰夫有“亦蒙亦汉”的特征，所以他得以进入土默特旗高等小学读书，1923年毕业后，又被送入北平蒙藏学校深造。那时，中国共产党成立不到两年，正处于宣传理论、发展党员的关键时刻。北方党务负责人李大钊，不仅和吴佩孚合作，在河北、山东等地的铁路劳工中发展党员，还亲自深入北平蒙藏学校，准备发展一批蒙古族党员。按照李大钊的计划，长城内外同起，汉蒙携手共进，革命成功的概率更大一些。北平蒙藏学校毕业后，被选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做了小平同志、武修权、蒋经国等人的同学。等到1929年回国，乌兰夫已是一名根正苗红的共产主义战士、熟悉蒙汉风俗的少数民族革命家。这样的学习履历和民族身份，为乌兰夫成长为内蒙古地区的革命领袖，铺平了道路。他只要努力工作、不牺牲，迟早会成为我党经营内蒙古地区时，绕不开的一个人。1936年，锡林郭勒盟的札萨克亲王德王正式投日，并出任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蒙古军政府总司令，试图借助日本的力量，推动泛蒙古主义，将内蒙古独立出去。为了打击德王等卖国亲日分子，傅作义、乌兰夫、云继先、朱实夫、云蔚等人便策反了德王的保安队，史称“百灵庙暴动。”不过，仅仅过了半年，这支部队便接连哗变，云继先被枪杀，朱实夫、云蔚等人被软禁，内蒙古的抗日局面一落千丈。就在这个时候，乌兰夫带着一批干部回到部队，救出被软禁的部队领袖，然后把共产党员干部安插到不同岗位上，牢牢掌控住这支900余人的部队。后来，这支部队陆续改编为蒙旗独立旅、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三师，但乌兰夫始终以政治部主任、党委书记的身份，掌握着这支部队的领导权。通过这件事，乌兰夫给教员等中央领导留下“能文能武、可独当一面”的印象。皖南事变以后，尽管蒋介石下令在新编第三师排挤共产党员，乌兰夫被迫回到延安，但长达十八年的革命经历、能文能武的个人能力、亦蒙亦汉的特殊身份，足以让乌兰夫成为党内地位最高的蒙古族干部，将来经营内蒙古地区的不二人选。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十四年抗日战争结束，国共两党为决定中国命运而爆发的解放战争，即将拉开大幕。教员认为，在这样一种新形势下，内蒙古在战略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如果能解决内蒙古的民族问题，我党我军便可以建立巩固的后方根据地，并和苏蒙军取得直接联系。于是，教员任命乌兰夫为中共内蒙古工委书记、绥蒙政府主席，让他带领一批蒙汉干部，回到内蒙古，开展民族自治运动。乌兰夫，就此获得一个解放省级行政区的机会，开始独当一面。日本投降以后，德王逃往重庆，每月向蒋介石领15万生活费，做起寓公。但德王留下的“蒙疆自治联合政府”高官不甘心失败，他们聚集到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的德王府中，成立了内蒙古人民委员会，提出“内外蒙古合并”的政治主张。内外蒙古同根同源，外蒙古自然想和内蒙古合并，不过，美、苏、英三国签订的《雅尔塔协定》有一条规定：“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需予维持。”这条规定，原本是斯大林为保证外蒙古独立、苏联拥有足够的战略缓冲区而强烈要求的，现在却成了内外蒙古合并的巨大障碍。而苏联的布里亚特地区，生活着一部分蒙古族人，斯大林担心内外蒙古合并以后，泛蒙古主义会扩散到苏联境内，导致布里亚特地区的蒙古族也要求合并，所以斯大林也不愿意内外蒙古合并。发现合并难以成功，内蒙古人民委员会又召即锡林郭勒、察哈尔、乌兰察布的各旗代表开会，讨论了《内蒙古独立宣言》，制定了《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宪法》，成立了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并选举德王亲信补英达赖为政府主席，准备独立建国。随后，他们派出一个代表团去乌兰巴托，请求外蒙古和苏联，在外交上承认这个“国家”和“政府”。斯大林为维护既得利益，再次拒绝了他们，并通过外蒙古领导人乔巴山告诉他们：“由于雅尔塔协定，我们现有的疆域边界刚刚得到承认，怎么能越境干涉邻国的问题呢？请告诉中国共产党，要注意内蒙古的问题，你们今后也应该多和中国共产党联系。”这句话的意思是，内蒙古就交给我党了，苏联和外蒙古绝不干涉。而有了苏联和外蒙古的间接支持，乌兰夫要解决德王残留势力的问题，就容易多了。10月初，乌兰夫带着十余名蒙汉干部北上，准备到苏尼特右旗，和所谓的“临时政府”谈判。临行前，聂荣臻建议乌兰夫，多带一些部队去，以防不测。但乌兰夫认为，带着部队去谈判便有开战的嫌疑，单刀赴会才能显示谈判的诚意，表明我党推动内蒙古自治运动的决心。一方面，乌兰夫和补英达赖等人说：“我是代表中共中央来的，我们不承认临时政府。内蒙古是中国领土，应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统一国家，将来可以搞民族区域自治。”苏联不收留他们，外蒙古拒绝他们，现在我党也不承认临时政府，这就意味着，这些人在政治上被彻底孤立，将来的命运如何，取决于我党如何处理。另一方面，乌兰夫接连不断的和蒙古族高层、青年知识分子谈话，告诉他们，补英达赖是日伪蒙奸，没有资格领导内蒙古自治运动。一传十、十传百，乌兰夫的意见很快传遍苏尼特右旗，成为蒙古族同胞的共识。就这样，乌兰夫仅仅用了七天，便瓦解了煊赫一时的“临时政府”，随后又主持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将临时政府改组为蒙古自治政府，乌兰夫被选举为政府主席兼军事部长，随他一同北上的奎璧任内政部长、田户任军事部副部长。11月，蒙古自治政府又搬到察哈尔首府张家口，改组为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早在1920年代，受苏联的影响，一个叫“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政党成立，做了共产国际的支部，最鼎盛时有党员1.2万人。不过，随着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泛蒙古主义也在内人党兴盛起来，共产国际屡次劝说无用，直接解散该党。直到抗战胜利以后，部分内人党的老党员、蒙古族高层、军官才在王爷庙（乌兰浩特）开会，发表《内蒙古人民解放宣言》，决定恢复内人党。随后，他们收集了一份十万人的签名，并派出代表团带着签名前往乌兰巴托，向乔巴山提出同样的要求——内外蒙古合并，成立一个独立国家。乔巴山拒绝了“临时政府”的合并要求，自然不可能同意内人党的合并要求，内人党的代表团，只能失望而归。合并梦碎，内人党只剩下最后一个选择——融入内蒙古自治运动。1946年1月，他们宣布成立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选举伪满洲国兴安省省长博彦满都为政府主席、哈丰阿为秘书长、特木尔巴根为经济部长，并决定成立独立银行、发行独立货币、组建独立军队。可以说，虽然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也是内蒙古自治运动的一部分，但他们要求的自治是独立自治，和我党提倡的区域自治完全不同。独立自治名为自治，其实是成立国中之国，最终目的是独立建国。区域自治是承认这个区域是中国的组成部分、承认这个民族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然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领导下，实行自治。不过，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和“临时政府”面临着相同的处境——苏联不承认、外蒙古不收留、南京国民政府更是视为叛逆，政治上非常孤立。在这样的背景下，乌兰夫便决定，继续通过谈判来解决内人党、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的问题。3月30日，乌兰夫和博彦满都等人在承德召开会议，开始讨论内蒙古自治运动的方向、自治模式、内人党的前途等问题。经过三天的激烈讨论，孤立无援的博彦满都等人落入下风，同意解散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停止内人党的一切活动。4月3日，会议通过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主要决议》，明确规定——内蒙古自治运动的方针是平等自治，不是独立自治，并且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帮助下才能得到解放。在目前的形势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为内蒙古自治运动的统一领导机关。从此以后，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为内蒙古自治运动的唯一领导机构，内蒙古自治运动开始按照我党指明的方向前进，乌兰夫则成为这一运动的总负责人，我党民族区域自治路线的总代表。1947年4月23日，内蒙古人民代表大会在王爷庙召开，393名各族代表全票通过乌兰夫的政治报告，同意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内蒙古，由此成为我党领导下的第一个省级自治区，乌兰夫也凭借内蒙古自治政府主席、中共内蒙古工委书记、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司令兼政委的地位，一跃而成红色蒙古王。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的时候，颁布了一份施政纲领，里面写道：“内蒙古自治政府是内蒙古的蒙古民族各阶层，联合内蒙古境内的各个民族，实施高度自治的民主政府......内蒙古自治政府充分保障蒙古民族的土地所有权......拥有独自的土地政策和发行独自货币的权利。”蒙古民族的土地所有权，即内蒙古的土地不是国有、不是集体所有，而是族有。可以说，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初期，仍保留着相当强的独立性，它虽然在我党的领导下，但妥协、统战的意味非常浓厚。此外，内蒙古在实现自治的过程中，没有经过大规模的流血革命，导致大量的旧势力保留下来，控制着内蒙古的方方面面。既然政策需要执行，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需要保障，那么在土改的时候，内蒙古就不能和东北、关内各省一样，执行一刀切的土改政策。在这样的背景下，内蒙古土改时，乌兰夫就把中央决定的激进土改，改为内蒙古式的温和土改，总原则是“慎重缓进”，具体到牧区则是“三不两利”——农村的核心生产资料是土地，土地是固定的，只要给农民分田，农民就能安心耕种，恢复生产。而草原的核心生产资料是牲畜，牲畜的培育周期非常漫长，遇到流行性疾病又死亡率非常高，如果不能实现科学化、规模化养殖，即便给牧民分了牲畜，牧民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发家致富。从这个角度来看，乌兰夫的土改政策是符合内蒙古实际的，但温和土改的结果就是，内蒙古的旧势力没有受到任何损害，在新政府掌权的人和宣扬内外蒙古合并的人，其实是同一批人。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初期，直接管辖范围只有呼伦贝尔、纳文慕仁、兴安、锡林郭勒、察哈尔（非察哈尔省）等五盟，局限在中蒙和东蒙地区。“原来内蒙六盟、二十四部、四十九旗、察哈尔土默特二部，及宁夏三特旗之全域，无论已改县治或为草地，均应归还内蒙人民，做为内蒙古民族之领土，取消热、察、绥三行省之名称与实际行政组织。”于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后，通辽、赤峰、鄂尔多斯、乌兰察布、呼和浩特、包头、巴彦淖尔、阿拉善、额济纳等盟旗都被划入内蒙古，内蒙古的疆域直接扩张了两三倍，成了一个庞然大物。而在这个过程中，大量的干部获得提拔，旧势力进一步膨胀。实事求是的说，地方势力尤其是前朝旧势力过于庞大，任何一个政权都是不能容忍的，任何时候也是对政权危害巨大的。正因如此，1960年代中期，乌兰夫落马，内蒙古的各级干部也因“内人党事件”遭到惨烈打击。稍晚一些，中苏在边境陈兵百万，内蒙古的狭长版图不利于军事管理，于是内蒙古的行政区划被重新调整，例如呼伦贝尔被划入黑龙江、通辽并入吉林、巴彦淖尔划归宁夏、阿拉善和额济纳回归甘肃，版图缩减了三分之二。从个人的角度来看，这两件事都是不合理的，因为你说出去的话不算数了。但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其实也有它的必然性。至于内蒙古的行政区划重新组合，以及翻版的科尔沁部世镇内蒙，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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