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强者通过维护秩序来保证利益，弱者通过打破秩序来获取利益，这是《资治通鉴》开篇第一段话里透露出来的历史规律。

《资治通鉴》开篇第一句话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即公元前403年。

春秋战国将近五百年的时间，发生了很多国家败亡、军事失利、社会变革等大事件，但司马光偏偏认为这件事最重要，便用它来做整部《资治通鉴》的开篇。

为什么？

因为魏斯、赵籍、韩虔的政治身份原本是晋国大夫，现在得到周威烈王的册封诏书，一跃而成国家君主，典型的谋权篡位之辈，必须在史书里将他们树为典型，让后世君主吸取教训。

胡三省为正文做的“注”，写的更清楚——

“魏之先，毕公高后，与周同姓，其苗裔曰毕万，始封於魏。至魏舒，始为晋正卿，三世至斯。赵之先，造父后，至叔带，始自周适晋。至赵夙，始封于耿。至赵盾，始为晋正卿，六世至籍。韩之先，出於周武王，至韩武子事晋，封於韩原。至韩厥，为晋正卿，六世至虔。”

“三家者，世为晋大夫，於周则陪臣也。周室既衰，晋主夏盟，以尊王室，故命之为伯。三卿窃晋之权，暴蔑其君，剖分其国，此王法所必诛也。威烈王不惟不能诛之，又命之为诸侯，是崇奖奸名犯分之臣也。”

短短二百来字，把赵、魏、韩三家的历史渊源讲的清清楚楚，并给三家受封为诸侯做了历史定性，那就是谋权篡位、作奸犯科。

司马光为了告诫后世君主，警惕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便以“臣光曰”的名义抛出三句名言：

“臣闻天子之职莫大於礼，礼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

02

司马光的话什么意思呢？

礼，其实就是政治秩序。

“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根本，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

天子统帅三公、三公率领诸侯、诸侯指挥卿大夫、卿大夫治理庶民，共同形成一个牢不可破的金字塔型组织结构，并创建一整套与制度匹配的政治理论，两者并驾齐驱，构建起一套完整的政治秩序，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

这就是礼。

同样的，汉朝到清朝使用的“朝贡体系”是礼，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分工是礼，苏联构建的社会主义阵营，也是礼。

在中国历史上，除了武功强盛的开国君主以外，后世的守成之君，几乎都缺乏极强的个人魅力，无法脱离政治组织来行使权力。

司马光极力强调礼的作用，其实就是告诫后世皇帝，你是靠政治理论统治天下的，你是靠组织程序行使权力的，你没有那个能力来掀翻桌子另起炉灶，一定要依靠组织、相信组织、维护组织。

稳定压倒一切，和平才能发展。

组织在，礼就在，政治秩序就在，君主和社会各阶层的既得利益者，才能依靠政治秩序而存在。

这就是“天子之职莫大於礼”。

分是乾坤、上下、君臣，用来明确等级地位的，君就是君、臣就是臣，永远不能改变，一旦出现变化就是乾坤倒易、破坏政治秩序的大事。

“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诸侯、尊王室，王人虽微，序於诸侯之上，以是见圣人於君臣之际未尝不倦倦也。非有桀纣之暴、汤武之仁，人归之、天命之，君臣之分当守节伏死而已矣。”

正因为等级地位的变化，能决定政治秩序是否健全，所以上级便一再告诫下级，不要伸手要官、要权、要待遇。

印度屡次申请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每次都被拒绝，原因同样在于，联合国是二战后构建的国际政治秩序的核心枢纽，印度冒然入常，便会破坏国际政治秩序的稳定，损害他国的既得利益。

这就是“礼莫大於分”。

名是象征权力的官职、爵位、政治地位。

孔子说“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司马光也认为，君主在日常政治活动中，不能随意给臣子提高政治地位或封官授爵，一旦这么做了，便会激发臣子的野心，进而诱导他谋取更高的地位，破坏既有的政治秩序。

“夫事未有不生於细微而成於著，圣人之虑远，故能谨其微而治之，众人之识近，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治其微则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则竭力而不能及也。”

西汉时期讲究“无功不侯”，没有军功不能封侯，所以西汉人民都在为军功而奋斗，朝野上下井然有序。

到了东汉末年，汉桓帝和汉灵帝经常给外戚、宦官封侯，扰乱人民的晋升通道，于是朝野上下蝇营狗苟成风，天下大乱。

再往后，曹操强迫汉献帝封自己为魏公，破坏了汉朝“非刘氏不王”祖训，荀彧知道，曹操已经不再忠于汉朝了，于是和曹操分道扬镳。

这就是“名”的作用，它能直接决定地位等级，所以是“分莫大於名”。

同样的道理，中央红军长征的时候，张闻天同志为了团结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一度想把总书记的职位让给张国焘，但教员坚决不同意，说：

“他要抓的是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

教员这么做，归根到底是不想给张国焘这个“名”。

所谓“天子之职莫大於礼，礼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其实可以用一句话来概况，那就是：

“天地万物，朕赐给你，才是你的。朕不给，你不能抢。”

司马光认为，君主只要爱护名、守住分、就能维护礼，如此天下便能井然有序的运转，不至于出乱子。

周天子权威沦丧近三百年，各诸侯国已经出现五位霸主，但他们谁都不敢灭了周朝，自己做天子，只能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做霸主，根本原因就在于，周朝的政治秩序没有破坏，上下等级仍然严明，官爵封赏没有泛滥。

可现在呢，周威烈王明知赵、魏、韩三家是谋权篡位，不仅不出兵讨伐，还下发红头文件承认他们为诸侯，岂不是鼓励各诸侯国的权臣篡位吗？

权臣篡位一旦泛滥，各诸侯国还能存在吗？

各诸侯国不存在了，周朝的组织结构便破坏了，政治秩序也随之坍塌，那周朝又怎么可能不亡呢？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司马光才觉得三家分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将其列为《资治通鉴》的开篇内容。

03

可能有人要说了，赵魏韩三家已经把晋国瓜分完毕，周天子又权威沦丧，没有实力讨伐他们，承认赵魏韩三家为诸侯，不过是承认既定事实而已。

但司马光认为：

“夫三晋虽强，苟不顾天下之诛而犯义侵礼，则不请於天子而自立矣。不请於天子而自立，则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礼义而征之。”

周天子虽然没有军政硬实力，却保留着大义名分等软实力，仍然有册封诸侯的最终决定权，你不下发红头文件，赵魏韩三家就不敢抢。如果他们不经册封就自封为诸侯，必然有其他诸侯国以“尊王”的名义讨伐他们，你怕什么。

在没有硬实力的时候，利用软实力挑动各诸侯国间的斗争，才是你周天子的最佳选择。

乱起来，你周天子就能拉一批、打一批，分化瓦解对手，维护周朝的政治秩序。

一句话，周天子要“以拖待变”，拖下去，就能看见胜利的曙光。

退一万步说，即便没有诸侯国前来“尊王”，赵魏韩三家的兵马开到洛阳了，可那又如何？

曹魏皇帝曹髦不满司马昭篡权，直接带着数百亲兵冲向司马昭的府邸，虽然在半路上被贾充、成济刺杀，但曹髦用一腔热血，把司马昭定死在“乱臣贼子”的历史地位上。

明朝皇帝朱允炆，虽然在靖难战争中失败，但他在宫中自焚而死，终究没有给朱棣留下一纸禅让诏书，让朱棣到死都洗不清“叔杀侄、臣篡君”的恶名。

政治秩序是需要血祭的，而在国家危亡的关键时刻，有资格且有能力进行血祭的，只有君主一人。

这个时候，如果君主怂了，政治秩序坍塌就是必然的，整个国家也再没有翻盘的机会。

周威烈王没有这么做，故而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

04

以上内容是司马光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做出的分析和判断，但如果我们抛开司马光的立场，站在被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就能发现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结论，那就是——

秩序是统治阶级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制定的，被统治阶级要想改变命运，就得打破既定的秩序，重新构建有利于自己的秩序。

如果赵、魏、韩三家不能取代晋国成为诸侯，那么他们就永远被周朝和姬姓诸侯国踩在脚下，其他诸侯国的卿大夫们也永远是老牌旧贵族的奴仆。

正因为赵、魏、韩三家利用礼崩乐坏的有利时机，打破了统治阶级制定的秩序，一举成为统治一方的诸侯，才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从这个角度来看，三家分晋是历史的进步。

而三家分晋开启的新秩序，经过二百余年的演变，被秦国建立起来，布衣将相成为可能，没背景没关系的普通人，亦有了立功封爵的机会。

再往后，陈胜不满秦国的苛政压迫，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黄巢不满五姓七家把持科举，便统兵进入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李自成不满朱氏藩王和地主士绅圈占田地，便揭竿而起，准备进京向崇祯皇帝讨个说法。

建立秩序和打破秩序，就这样循环不息，带着中国往前走了两千多年。

近代以来，我们不愿在帝国主义的秩序下苟延残喘，同样在血与火中奋斗百年，直至将联合国军赶回三八线，在中华民族自古生活的土地上，建立起我们的新秩序。

现在，我们也可以抬起头来问一句，这座世界巨鼎，轻重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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