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戎评

去年12月27日，越南国家统计局发布2018年全年统计数据，生产总值同比实际增长了7.08%。

四个季度依次排开，同比实际增长分别为7.45%、6.79%、6.99%和7.3%。尽管越南GDP总值并不高，但增长数据却十分亮眼。而这一轮增长，同大规模产业转移是分不开的。

在去年中美贸易战之后，越来越多的企业，尤其是纺织服装产业在越南落户。

以华孚时尚为例，作为中国A股唯一的色纺纱上市公司，在去年12月16日通过《关于投资越南的议案》，在越南投资25亿元人民币建新厂。

无独有偶，印度2018年经济数据一样亮眼，前三季度增长速度分别为7.7%、8.2%和7.1%，全年增速超过7%是板上钉钉的事，保守估计不会低于7.5%。

根据印度官方数据，去年GDP增长贡献最大的是制造业、电力、天然气等行业，增长均超7%。其中制造业的增长，同中国中低端制造业转移关系密切，尤其是手机代加工行业。

以富士康为例，去年12月24日印度本地报纸首次披露，富士康将在印度生产各种型号的iPhone，而此前泰米尔纳德邦工业部长也向路透社证实了类似的消息。

放眼望去，整个东南亚都在和我们“抢订单”。不过对于任何工业国来说，产业转移是发展道路上的必经阶段，也是从青涩走向成熟的标志。

中国制造业历经几十年发展，也到了进入中低端产业转移的时候了。

过去的几十年，我们的中低端制造业发展十分迅速，“世界工厂”的名头也因此落到我们头上。

在中国，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应有尽有，全产业链工业体系举世无双。

东南沿海地区聚集了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在吸纳大量人口就业脱贫的同时，向全世界兜售“中国制造”，一毛一毛地赚取外汇。

乍一看，我们几十年来的成绩单相当好。数亿贫困人口就此脱贫，国家在此期间建立了最完整的工业体系，还一举成为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

但这是过去几十年的总结，是这一段历史获得的评价。从发展的角度来看，中低端制造业已经接近“天花板”，还留下了不少问题。

1、地区间发展不平衡

海运是国际贸易中最主流的方式，占到总运输量的三分之二以上。正因如此，改革开放最初的4个经济特区全在东南沿海，并以此带动周边城市发展。

在衡量现代经济发展时，城市化率是一项重要指标。加拿大、美国、英国都超过了80%，日本更是超过90%。

根据国家统计局去年2月发布的统计数据，2017年末城市化率为58.52%。不过这只是个均值，各地区间的发展极不平衡。

北京、天津、上海和重庆，这4个直辖市中除了重庆身处西南腹地，城市化率为64.08%之外，北京、天津和上海城市化率都在80%以上，达到发达国家标准。

而排名前5的省中，除了辽宁省凭着先发优势，以67.49%位列第四外，广东、浙江、江苏和福建分别以69.85%、68%、67.7%和64.8%分列第一、二、三和第五位。

东南沿海赚得盆满钚满，城市化程度远高于平均水平，但其他地区就苦多了。

发展最慢的西藏仅为29.56%，而6个农业大省里，只有黑龙江和山东靠着过去的“老本”堪堪越过均值线，湖北、四川、河南和河北都没能跟上脚步。

2、开发潜力不足

中低端制造业对城市化的促进显而易见，这些产业吸引了大量劳动力，而在创收的同时也吸引更多的资金进行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

不过当城市化逐渐接近“饱和”时，就意味着开发潜力被消耗殆尽。城市化程度越高，可开发空间就越少，可用土地也越少，劳动力愈发紧张。

以广东为例，珠海、深圳、东莞、广州等地，城市化水平已经很高了。无论是投资建新厂，还是老厂房扩建，大多只能是一边拆一边建。

产业间争的不仅是地，还要争产业工人。劳动力可不是大风刮来的，每家企业都希望自己能多招些“熟手”，提高生产效率。

可“熟手”就那么多，企业却日益增加，工厂日益密集，“内耗”也因此加大。

3、生产成本瓶颈

中低端产业密集，自然会让当地劳动力集中。可人一多，住房需求也上去了，房租应声上涨。广州、深圳和上海等地，通勤相对便利的地方租个一室一卫，月租在5000元左右。

5000元什么概念？去年8月31日，财政部副部长程丽华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仅以基本减除费用标准提高到每月5000元这一项因素来测算，修法后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占城镇就业人员的比例将由现在的44%降至15%。”

大多数人辛辛苦苦一个月，还交不起这些地方的月租。

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一头是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成本上涨，一头是企业间的招工竞争，东南沿海地区人力成本水涨船高。

2015年，《经济学人》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工人每天的平均工资是27.5美元，是印度尼西亚的3倍多，越南的4倍多。

人工成本是一方面，地价是另一方面。东南沿海土地资源有限，可是中低端制造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土地的需求很大。

中国的土地管理与使用划分很明确，制造业主要使用工业用地和物流仓储用地。但在城市化程度较高的东南沿海，土地就显得供不应求了。

地价上涨，直接结果就是建新厂或者扩建老厂的成本上涨，进一步摊薄企业利润。单论生产成本，东南沿海的优势已经不多了。

自二战结束之后，全球范围内发生过三次大规模的产业转移。

第一次是上世纪50年代前后，美国把钢铁、纺织等产业转向了日本和欧洲地区，日、西德、英、法等国获益不小；

第二次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和欧洲将纺织、玩具和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亚洲，“亚洲四小龙”由此诞生；

第三次是上世纪90年代，“亚洲四小龙”又把纺织、玩具和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中国东南沿海，深圳等地自此腾飞。

资本是逐利的，产业向更低成本地区转移不可避免。可是，我们仍能通过控制产业转移的过程，来获得最大的利益。

现在中国产业转移有两个主流方向，一是中西部，一是东南亚。这两个方向的优势不同，根本利益也不同，先说前者。

1、产业成本优势

单单从工资上来看，中西部地区的人力成本要低近4成。对于中低端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说，人力成本优势不容小觑。

此外，中西部地区一直都是重要的原材料产地。拿纺织业的主要原材料棉花来说，我国产量居世界首位，产地主要在中西部各省。

新疆、河南、湖北、山东、河北和安徽的棉花种植面积在40万公顷以上，新疆产棉量约占我国棉产量的半壁江山。湖南、江西、四川和山西的种植面积也在10万公顷以上。

越接近原材料产地，其运输成本也就越低，产业成本也随之降低。

不可否认的是，东南沿海仍拥有港口优势，外贸更加便利。不过可别忘了，我们自己就是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随着内需增强，中西部的产业成本优势会逐渐显露。而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中欧班列的持续增加，陆路对外出口也成了新的选项。

2、拉动内陆经济

从本质来看，东南沿海的繁荣建立在过去的产业转移上，这一发展经验是行之有效的。

中国几十年的发展，存在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同东南沿海相比，中西部地区发展滞后。可不只是城市化率，因收入而导致的地域间贫富分化十分严重。

根据去年6月上海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7年度上海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29795元。

而中部地区的武汉市，根据其统计局去年6月的公告：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77726元。

至于西部地区，成都和西安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77505元和75262元，与武汉相差不大。但更西边的兰州、西宁和乌市，就要低上不少了。

东南沿海向中西部进行产业转移，就是要再走一次过去的发展路径。

不过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中低端产业，必然是环保的，是高质量的。过去几十年的“野蛮生长”，给环境带来了巨大代价，未来决不能重蹈覆辙。

这时候，就凸显出向东南亚进行产业转移的重要性了。

对于制造业来说，成本核算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不可否认，人力成本占据一席之地，却不能由它来一锤定音。

对于制造业来说，东南亚唯一的优势就是人力，其他因素全在扯后腿。

1、无处不在的腐败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对东南亚的贪腐问题说过这么一句话：“在东南亚，腐败到处盛行，从官僚政权的最高级到最低级腐败，已成为所有当权人物的生活方式。”

在东南亚，但凡是有点小权的人，都在想着法捞钱。这些年，泰国旅游过海关给边检人员“小费”，甚至被索要“小费”的报道层出不穷。

去年9月27日，中国公民在泰国曼谷廊曼机场被打，起因只是他拒绝支付“小费”。这是什么？这是勒索！是明目张胆的腐败！

不止是人员出行，货物入关也有类似情况。不少东南亚国家海关在执法时明码标价，给足了钱才放行。

2、原材料的困境

同中国相比，东南亚各国在某些原材料上具备优势，但各国的局限性很大。

就以泰国为例。泰国是全球最大的天然橡胶产地，锡矿出口量世界第三，在这些方面的确具备优势。

然而，泰国十分缺乏棉花、亚麻等资源，需要通过进口才能扩大国内纺织业产能，这无疑是堆高了生产成本。

受限于原材料，让东南亚各国只能发展一定领域内的制造业，而做不到全产业链布局。产业单一化，产业链较短，就是东南亚各国的局限性。

3、当地市场与需求弱

资本进行产业转移，核心是利润。光有产业可不行，还得有市场。

印度作为南亚霸主，人口总数接近中国，但市场却一点都不大。毕竟决定市场大小的并不是人口数量，而是拥有消费能力的人。

胡润研究院与金原投资联合发布《2018中国新中产圈层白皮书》的数据显示，截至去年8月，中国大陆中产家庭数量已达3320万户。

按3口之家来算，就是9960万人。这个数字约等于越南总人口，1.5个泰国，或者3个马来西亚。

中产数量意味着什么？是消费潜力！东南亚当地市场需求和潜力，要远低于中国。

4、基础建设缺乏

现代工厂没电可不行，停电就意味着停产，停产就会亏损。但东南亚各国，电力建设十分落后。按2015年的数据来算，10个国家加起来，发电能力只有中国的13%。

对于制造业来说，铁路和公路是不可或缺的。方便的陆上交通网络，可以极大地促进贸易往来，也能加强原材料的供应。

然而按照2015年的数据，东南亚10国加起来，铁路总里程只有中国的18%，公路总里程数只有33%。

这10国国土面积总量，可还不到中国的一半，可见交通网密度之低。

5、货币汇率是隐患

对于东南亚各国来说，发展制造业，无疑是希望通过外贸出口来创汇创收。这个目的，同制造业背后的资本是一致的。

但做外贸生意，利润多寡可与汇率是挂钩的。汇率波动会产生相应的汇率风险，而风险就让企业利润变得不可预算。

资本最讲究“趋利避害”，去东南亚真的有点“悬”。

东南亚各国经济体量小，再加上其所奉行的货币政策，长期存在着汇率风险。2018年，美联储连着3次加息，东南亚各国货币不断下跌，外资企业不断失血。

拿GDP增长最高的越南来说，根据2017年的数据，其外资比重约占GDP的190%，越南货币贬值幅度越大，外资逃离速度就会越快，这对其制造业将会是毁灭性的。

6、人才市场紧缺

东南亚最缺乏的是什么？中层人才！

机器坏了，得有人会修；人员多了，得有人会管。中低端制造业不仅需要大量人力资源，各类技术型和管理型人才也是必须的。

这些人才并非指的是站在金字塔尖那批人，而是拥有中层管理能力和中级技术的人。这些人必须拥有一定的教育水平，并且至少掌握一门外语。

东南亚当地可没什么先进的参考资料和技术资料，只有懂得外语才能掌握最先进的知识，可是东南亚各国的教育基础是什么样，所有人有目共睹。

这么多年，东南亚制造业仍然没有发展多少。如今支撑起东南亚企业的，是相当大一批中国人，他们去当地担任管理和技术人员。

在如此多的劣势面前，转移到东南亚地区的产业必然有着各种弊端和局限。发现了3个特征：

1、低技术的环境污染型行业，大多都是被中国产业转型升级所淘汰的；

2、产业链短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比如说家具、纺织、鞋业等，技术成本低，但人工成本高；

3、全出口型产业，当地市场需求量小，主要做外贸生意，大多是为了低关税。

同样的，这些产业向东南亚转移，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商机。上世纪90年代，日本向中国进行产业转移时，随着纺织、玩具和服装等产业进来的，还有日本的机床。

卖服饰、卖玩具哪有卖设备、卖生产线赚钱？我们现在向东南亚的产业转移，正好和国内的产业转型升级配套。

未来，中国提供必要的管理、技术和设备，东南亚提供人力、原材料和市场，这才是向东南亚方向产业转移的目的。

今时不同往日，小孩子的价值观与成年人是不同的。

1978年，我们的经济占全球总量的1.75%，外汇储备不过1.67亿美元；

2018年，我们的占比已经超过全球的15%，外汇储备超过3万亿美元。

40年前，中国经济就像是小孩子，只要是能创汇创收的产业，牺牲环境也要发展；

40年过去，中国经济已经“长大成人”。低产能、高污染的产业，已经没了发展必要。

在中国的体量面前，东南亚各国的确都是“小孩”。我们眼中的低产能、高污染的产业，对东南亚国家来说可是“珍宝”。

中国向中西部进行的产业转移，是高质量的环保型中低端产业，而那些高污染、低产能、面临淘汰的产业，目标是转到东南亚去。

只要我们能够跻身高端制造业领域，东南亚的制造业就不会成为阻碍，而是双方互为补充。

这是一条并不轻松的道路，也是唯一的道路。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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