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释君

01

1月7日，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接受央视采访表示，2018年是很不平凡的一年，年初提出经济增长6.5%左右的预期，现在看来这个目标是能够较好实现的。2018年预计将达到90万亿人民币，增长了8万亿人民币。这是一个很大的（增量）数据，相当于增加了一个G20国家的总量，而且这个增量占到全球的将近1/3。

以90万亿人民币的GDP总量、6.617的人民币兑美元平均汇率来计算，2018年，中国人均GDP约为9785美元，我们的一只脚已经踏在了人均GDP1万美元的门槛上。

从亚洲其它人均GDP已经超过1万美元的国家来看，日本人均GDP从1966年的1055美元达到1983年的10060美元，一共用了17年，并且成为亚洲第一个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的国家。在亚洲四小龙当中，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10000美元，新加坡从1971年到1989年，用了18年，韩国和中国香港均用了17年，前者是从1977年到1994年，后者是从1971年到1988年，中国台湾则从1976年到1992年，仅用了16年。这几个亚洲发达经济体基本代表了亚洲经济发展的最高水平，从人均1000美元到10000美元所用的时间相差不大，而且基本都是20世纪70年代开始起飞。

中国大陆是在2001年的时候，人均GDP超过了1000美元大关，达到了1042美元，从人均1000美元到近1万美元，我们也用了十七八年的时间。

相对亚洲主要经济体，西方国家人均GDP增长十倍的用时相对较长，普遍耗时二三十年时间。

美国人均GDP从1942年的1231美元到1978年的10585美元，耗时36年；加拿大从1948年的1113美元到1980年的10968美元，耗时32年；法国从1953年的1020美元到1979年的11235美元，耗时26年；英国从1955年的1062美元到1980年的10680美元，耗时25年；德国从1957年的1022美元到1979年的10755美元，耗时22年。

从经济起飞的时间来看，亚洲国家普遍沾了西方国家科技进步的光，科技进步的外溢效应使得后发国家拥有了“后发优势”，现代化的生产线、机器设备和信息技术的应用，以及全球贸易，使得人均产出呈几何倍数增长，经济发展的平均速度得以快速提升。

美国和加拿大从上世纪40年代起步，法国、英国和德国从50年代起步，普遍在我国刚开始改革开放时人均GDP突破了10000美元，也就是说，我们奋斗了40年，终于赶上了40年前的他们，严格来讲，还没赶上，因为美元的购买力是在下降的，今天的一万美元与40年前的一万美元不可同日而语。

但也没必要妄自菲薄，作为人口最多的国家，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和跨度已经是举世公认的“中国奇迹”，而且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内外交困的环境下，6.5%的GDP增速已经是难能可贵。我们起步晚，但我们速度快，依靠复利效应，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是在持续缩小的。

对标发达国家，我们的差距还很大，但放在全球的坐标系中，人均GDP1万美元已经可以称为中高等收入国家了。

按照世界银行2015年的标准：人均GDP低于1045美元为低收入国家，在1045至4125美元之间为中低等收入国家，在4126至12735美元之间为中高等收入国家，高于12736美元为高收入国家。

以此标准，2017年全球高收入国家的人口总量约为12.49亿，占全球人口的比重为16.59%，但GDP总量却高达51.475万亿美元，人均GDP也高达41213美元。

而人口总量7.324亿的低收入国家人均GDP仅为750美元，约为高收入国家人均GDP的1.82%，可见全球贫富差距的严重性。

中高等收入国家的人口总量为25.762亿，GDP总量为22.168万亿美元，人均GDP约为8605美元，约为高收入国家人均GDP的20.88%。

中低等收入国家的人口总量最多，为29.726亿，全球占比为39.48%。但GDP总量仅为6.504万亿美元，仅占全球GDP总量的8.06%，且人均GDP也仅为2188亿美元，约为高收入国家人均GDP的5.3%。

如果再看全球的平均数据，2017年全球GDP为80.7万亿美元，除以75.3亿人口，人均GDP达到了10717美元，除了高收入国家，其余的国家均在全球平均水平之下，财富的“二八效应”太过明显。而我们，大约还要继续努力两三年，在2020年或2021年，才能超越全球人均GDP的平均水平。因为我们在提高的同时，全球也在提高。

02

虽然已经是中高等收入国家，但毕竟还处在中等收入阶段，能否比肩发达国家，迈入高收入国家序列，前面还有个“坑”等着我们跨越，那就是世行组织常提醒的“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2007年世界银行在其报告《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中首次提出的概念。

基本涵义是：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传统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从而难以跻身为高收入国家，导致陷入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高科技研发方面与高收入国家竞争的困境。

经济体在中等收入阶段持续一段时间之后，常常会发生生育率下降、人口增长放缓、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的趋势，导致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短缺，资本的回报率也开始下降，像过去那样单纯依靠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的投入，已难以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中等收入陷阱”发生的主要原因是低端制造业转型失败，低端制造业可以带来中等收入，但带不来高等收入。而且伴随而来的资源耗竭、环境污染、低质低价，都是恶性循环。低端制造升级为高端制造，需要仰仗高科技的力量，但高科技不是短期内就可以追赶上的，因为你在追赶的时候，别人也在飞速进步。

英特尔（Intel）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Gordon Moore）提出来的摩尔定律揭示了信息技术进步的速度。当价格不变时，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元器件的数目，约每隔18-24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换言之，每一美元所能买到的电脑性能，将每隔18-24个月翻一倍以上。摩尔定律问世已50多年，人们不无惊奇地看到半导体芯片制造工艺水平以一种令人目眩的速度在提高。

二战后，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先后达到中等收入发展水平，但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行列的并不多。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东亚的日本、韩国和新加坡与拉美的巴西、阿根廷、哥伦比亚、墨西哥和厄瓜多尔等，几乎同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然而，日韩新加坡成功晋身发达经济体，诸多拉美国家却至今仍滞留在中等收入阶段。

在1960年被世界银行列为中等收入国家的101个经济体中，截至2008年，只有13个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用半个世纪成功跨越“陷阱”的概率不到13%。

虽然我国刚好处于中等收入阶段，但不代表我们进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阶段是一个正常的经济发展阶段，也是必然要经历的一个发展阶段，不过“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提防从中等收入阶段落入发展中国家常常陷入的“中等收入陷阱”是非常有必要的，尤其是我们正处于经济增速换挡的关键时期。

根据现实中的“中等收入陷阱”现象，特别是拉丁美洲和东南亚一些国家长期徘徊于中等收入阶段的经验教训，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教授总结出了一个“不幸”的经济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里的四部曲。

第一，经济体经历一定时期较快增长后开始减速。美国经济史学家埃肯格林等人收集了大量国家的历史统计数据，通过计量研究发现，一个经济体在中等偏上收入阶段的某个特定时点上，会发生明显的经济增长减速，平均减速幅度可高达60%。也就是说，高速增长之后的减速其实是正常现象。

第二，如果对减速原因误判，就会导致政策选择不当，使减速演变为停滞。例如，如果减速的原因在于供给侧的潜在产出能力降低，而政府的政策却是着眼于在需求侧刺激的话，则不仅难以产生政策效果，还会导致一系列的扭曲和不良结果。

其中，最严重的扭曲莫过于政府过度使用产业政策，导致生产要素的价格背离比较优势，从而造成泡沫经济、产能过剩和对落后产业的不当保护。落后产能占据的资源不能被释放，新经济就难以成长。一旦如此，原本可能是正常的减速，反而被转变为长期的超低速增长甚至增长停滞。

第三，面对经济增长停滞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政府采取饮鸩止渴的方式应对，造成经济社会体制的全面扭曲。

例如，在经济增长停滞、蛋糕不再能做大的情况下，重新分配蛋糕成为普遍存在的动机，造成寻租行为滋生和腐败泛滥。由于具有特权的群体往往能够得到更大的收入份额，以及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马太效应，收入分配状况愈益恶化，进而激化社会矛盾。这时，财力拮据的政府往往只能借助于仅有承诺却难以兑现的民粹主义政策，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伤害经济活动中的激励机制。

第四，伴随经济增长停滞的是资源和收入分配严重不平等，造成既得利益集团，因此不利于打破“中等收入陷阱”的体制弊端积重难返。

一旦进入这种体制状态，相关的经济社会政策就被既得利益集团所俘获，不仅经济增长陷入停滞，改革和制度变迁更是举步维艰，妨碍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便被固化。

《周书》曰：前车覆，后车戒。

从拉美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经验看，上述四步既有时间上的先后继起性，又有空间上的同时并存性。从中得到的启示是，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既要正确认识经济增长减速的原因，防止把自然的减速转化为万劫不复的经济停滞，又要解决好收入分配不公、差距过大等问题，保持社会凝聚力，同时打破既得利益对改革的阻碍，以体制改革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实现经济增长的创新驱动和长期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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