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政策的取向，最近又在争论声中酝酿一次反转。

“稳投资不是一种罪孽”，“在人均GDP不到一万美元的国家，提倡建立消费社会、抑制投资是非常可笑的”，“不应该对积极财政政策污名化，特别是支持基础设施投资”……

在过去几年“调结构”的呼声中，大众似乎慢慢接受了这么一个观点：中国经济应该靠十几亿人的消费驱动，而不是靠大放水带来的投资。

但是年初以来，舆论场出现了一个微妙的转变。

不断有权威的声音出来为“投资”正名，以往的主流观点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这股风向，有点不寻常。

01

春节期间，有两大变化值得重视。

一个是国内的消费再证颓势。

春节黄金周消费增速首次跌破两位数，同比增长了8.5%；

全国接待旅游人数预计超4亿人，增速3.6%，为2009年来增速首次跌至个位数；

观影人次和平均上座率分别为7078.6万人和41%，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13.6%和13.7%。

虽然刺激消费的减税降费已经安排上了，但结果是，消费一时半会儿还挑不起中国经济的大梁。

一个是全球市场再起大波澜。

春节期间，全球各大央行纷纷转变态度，欧、日、英、澳的央行均下调了经济增长预期，印度央行更是意外降息，打响了春节后新兴市场的降息第一枪。

之前各大央行苦于通胀，苦于美联储加息，现在这些因素都发生了转变。

全球各大经济体的增速放缓，而美联储的态度也开始松动，各大机构普遍预计，今年下半年美联储可能加息1-2次，2020年不加息。

宽松潮似乎又要再起，这就给中国经济腾出了更多宽松的空间。

消费挑不起大梁，宽松又还剩下空间，当宏观环境发生了转变，舆论场也开始出现了异动，反对“投资污名化”的声音格外强烈。

02

最密集的一次 “炮轰”，发生在上周末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举办的2019年会上。

50人论坛备受瞩目。

因为它集结了中国最顶级的一批经济学者和官员，虽是民间会议，但传递出的市场声音备受中国高层重视。像去年9月一次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有副总理刘鹤出席的研讨会中，各方言辞犀利，直击中国经济问题，引发了外界极大的舆论热潮。

而今年的论坛，在应对经济下行如何实现“六稳”的讨论中，有一种声音极为突出——投资已经稳不住了。

先看三个简单的数字：

2018年中国经济GDP增速是6.5%，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5.9%，

其中基建投资增速3.8%。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的判断：

当前投资下滑速度比想象得要快，基本上构成了一种断崖式的变化……中国当前合理的投资增速应该保持在7%-9%的区间……短近期存在过度调整的风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也认为投资失速了：

去年固定资产投资降幅较大，基础设施投资回落幅度最大，尽管去年下半年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从今年一二月份数据看，投资还没有稳住，投资下行压力加大。目前投资已经进入下行通道，符合转型期的基本特征，有一定合理性，但对比日本韩国，中国投资降幅偏大，背离了正常的下降幅度。

为此，王一鸣认为“稳投资”是有特定内涵的。“现在一说扩大投资，很多人就会觉得你要放水了……稳投资没有错，不是一种罪孽，这个思想一定要纠正过来。”

同样的声音还有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的汪同三，“现在应对下行压力，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要克服投资增长不足。”

高层自去年7月提出“六稳”之后，“稳就业”就放在了首位，而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宋晓梧在谈就业时，特别提及，并非集中力量搞就业，投资就不重要了。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更直白，“当长期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暂未见效时，应当理直气壮地进行短期需求侧宏观调控……当我们讨论改革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忘记，如果没有经济增长，一定的稳定的水平，很多改革也是难以顺利推进的。在经济不好的时候，有些人不改革的借口可能更强烈一点，我们怎么能够使经济保持平稳发展，才能实现长期的增长”。

投资需求不足，一般认为是政府投资受地方债务掣肘，但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晓晶认为，中国最大的灰犀牛不是地方债务，而是传统体制，投资效率下降是体制的结果，而非成因。

这些观点其实都在讲一件事——稳不住投资，谈何增长，谈何改革。

智囊们在50人论坛上为“投资”密集发声，比起去年来，火力不算很猛，但对接下来的经济决策的影响非同小可。

03

市场上还出现一种更尖锐的声音。

在50人论坛举办当天，中国顶级的经济学术刊物《比较》在其公众号上转载了北大经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颜色教授的一则演讲，观点颠覆主流：

与其刺激消费，不如发力投资。

原因在于：

第一 中国经济徘徊在通缩边缘，原因在于内需不足，表现在投资和消费不足，而消费实际上只是渐渐放缓，投资却是大幅下滑。

2018年12月开始，生产者价格指数（PPI）跌入“0时代”，创2年新低，工业通缩隐隐抬头。

第二 “消费过低、投资过高”是一个错误判断，数据值得进一步推敲。消费中的住房消费、服务部门的消费、以及会计制度使得中国的消费长期被严重低估，将上述消费计入统计，消费占GDP比重至少还可以提高10%。投资因为存在大量重复计算，因此被高估了大致5个百分点。

第三 投资被污名化，实际上，高投资率是维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必要条件，长期也不见得会阻碍服务业的发展，“投资服务化”现象的出现证明有效投资也可以促结构转型和服务业升级。

中国社会似乎已经陷入一种谈投资色变的状态，一提起投资，就想到放水。颜色认为，正常合理的投资也开始遭受质疑，如果情况不改变，还会进一步导致通缩。

“对于所谓中国经济失衡的错误认识，导致一系列错误观念值得我们警惕，包括‘反复强调刺激消费，要建立消费社会，不用储蓄那么多，鼓励服务业，抑制制造业，刺激消费，要抑制投资’。

在人均GDP不到一万美元的国家，这些口号是非常可笑的。人为地刺激消费，其风险比过度投资更大——98年亚洲金融危机、08年美国次贷危机就是这样。对于一个比较大的独立经济体，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跳过工业化而直接进入现代社会。过早抑制制造业发展，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将无以维持。”

再往前看，类似的声音其实在1月份已经出现了。

余永定，一位体制内智囊，在1月7日曾发表文章称，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速，一切问题都会恶化，中国需要财政货币双扩张，“不应该把积极财政政策污名化，特别是支持基础设施投资，这个方向是对的。”

10天后，余永定被请上了总理座谈会。

这些争论声最终会在中国宏观政策上反应出来，在经济筑底的过程中，投资的作用可能将会更加突出。

近期，各省的政府工作报告在地方“两会”期间相继出炉，有媒体统计，有20多个省份都调低了2019年GDP的预期，而绝大多数省份到提出要发挥稳投资、尤其是基建投资不断盘的关键作用。

基建维稳的政策信号已经非常明显。

年初以来，股债商品三者齐牛，大超市场预期。国信燕翔团队研究认为，现在最有可能超预期的是，基建投资“已经”大幅起来了。

无论是对中国经济，还是对我们投资者，这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信号。

以往投资热潮一启动，钱总是会七弯八拐流入房地产市场。

历史是否会重演，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