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城，见证两个王朝的兴衰！

最近，我们全家准备趁暑假时间到草原玩一圈，选来选去，最终定在内蒙古锡林郭勒正蓝旗。

这里的金莲川，曾是元朝上都、明朝开平卫。

正好，那就写一篇文章和大家聊聊这座草原古城，以及它背后的故事吧。

01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的东北部，有一片水草丰美的草原，每年夏季金莲盛开，远远望去一片金黄，故而人们以“金枝玉叶相连”之意，将这片草原命名为“金莲川”。

从生活层面来说，金莲川的年平均气温是15摄氏度，极端高温也只有35.9摄氏度，于是元朝诗人写道：“四海暑天三伏夜，六街凉月万家秋”，可谓是舒爽宜人，天然的避暑胜地。

金莲川南部是滦河上游闪电河，这条河滋养了大片草原和牲畜，适宜放牧，也不妨碍打猎，集生活和娱乐于一体。

这两个特点，决定了金莲川必然是游牧部族心仪的沃土。

从军事层面来说，金莲川北部有一道横贯东西的山岗，名为“龙岗”，龙岗和闪电河结合在一起，不仅让金莲川拥有“前有照、后有靠”的风水格局，也给金莲川赋予了“易守难攻”的军事防御功能。

从更宏大的地理层面来说，金莲川位于蒙古草原和中原汉地的交界处，距离克什克腾旗也只有200公里的路程。而克什克腾旗位于大兴安岭、燕山山脉的交界处，通过这里的交通孔道，便是一望无际的东北平原。

这就意味着，金莲川其实是蒙古草原、中原汉地、东北平原的交汇处，典型的兵家必争之地，决定国家兴衰的天然要害。

史书写到金莲川的地势时，就用了一句：

“北控沙漠，南屏燕蓟，山川雄固，回环千里。”

02

正因为金莲川的气候、经济、军事、地理条件都很优越，所以在中国历史上，这里一直是中原王朝和游牧部族的争锋焦点。

汉朝初期，匈奴的冒顿单于整合各部，然后击败东胡，建立起雄踞草原的游牧政权。为了对抗新兴的汉朝，冒顿单于便把滦河上游、金莲川一带封给匈奴左贤王，从此拥有了征伐上谷、渔阳、右北平等汉朝郡县的战略优势。

在这样的背景下，汉朝东北部常年战火不熄，大量的人口、牲畜、粮食被匈奴左贤王掳掠而去。

汉武帝崛起以后，命卫青、霍去病等大将不断出兵讨伐匈奴，终于夺取了金莲川这块战略要地。

但，汉朝军民不习惯游牧生活，难以长期驻扎，导致汉朝无法实际控制金莲川。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汉朝便把东胡分化出来的乌桓，迁徙到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等五郡以北居住，替汉朝防备匈奴，并在幽州设立“护乌桓校尉”，专门监视乌桓各部。

此后二百年，金莲川便成了乌桓的驻牧地，直至公元207年，曹操北征乌桓、张辽阵斩乌桓大人蹋顿为止。

经过汉朝四百年的开发，汉朝军民已经能初步适应游牧生活，甚至很多汉朝军民因为没有田地，还专门翻越长城，跑到塞外加入游牧部族。

然而汉朝末年的人口大减，曹操也无法通过移民、屯田等方式，实际控制金莲川。

于是，包括金莲川在内的滦河以东地界，先后被宇文鲜卑、慕容鲜卑占据，滦河以西的广袤土地，则被拓跋鲜卑占据。

拓跋鲜卑扫平长城南北、建立北魏以后，为了保卫首都平城，设立了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沃野、怀荒等六个军事重镇。而为了防备柔然南侵，北魏又在六镇的东部，设立御夷镇。

御夷镇的驻地，即滦河上游、金莲川一带。

唐朝初年四海一家，金莲川的重要性大大降低，唐朝末年河北胡化严重，金莲川又鞭长莫及，故而在整个唐朝，金莲川都不温不火的，始终是奚族的驻牧地。

到了唐末五代时期，契丹的耶律阿保机征服奚族，夺取了这块奚族驻牧数百年的草原，随后契丹（辽国）逐步创立五京制，用来统治这个新兴的胡汉二元帝国。

金莲川，便位于西京道、中京道、上京道的交界处，可想而知地位有多么重要，那简直是以一地而动摇三道的帝国柱石。

金灭辽以后，立即看清楚金莲川的重要性，于是金国在金莲川筑起恒州城，做为西北路招讨司的治所，同时也是金国皇帝夏季避暑游猎的地方，等到秋冬降温，再返回中都大兴府（北京）。

此外，金国还把金莲川定为军马场，并设立“群牧监”进行管理。

金莲川，事实上成为金国的夏都、军工重地。

金莲川的地位直线上升，必然会得到金国的政策倾斜和大力经营，于是在1211年成吉思汗攻破金莲川的时候，随即得到数百万匹军马，实现了以战养战的目的——

“得其监马几百万匹，分属诸军，军势大振。”

从匈奴到蒙古，中国历史已走过1400余年，金莲川也发生了数不清的故事，那么金莲川做为兵家必争之地，便是人所共知的事情。

横行欧亚大陆的蒙古，更是非常清楚金莲川的战略意义。

公元1251年，蒙哥成为蒙古大汗，随后任命其弟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而忽必烈为治理中原汉地、又不远离蒙古权力中心，选择的驻地便是金莲川。

五年后，忽必烈又命刘秉忠在金莲川筑城，用了整整三年时间，一座背靠龙岗、面临滦河、雄视草原和汉地的大城拔地而起，忽必烈亲自命名为——开平。

早在蒙古草原的时候，忽必烈便非常崇敬汉地文化，并将“博通经史”的许国桢、“论天下事如指诸掌”的刘秉忠、金国状元王鄂、山西名士赵壁等人请到蒙古，纵论天下大事。

到了金莲川以后，忽必烈更是如鱼入深渊、鸟飞青天，越发不可收拾。

经过刘秉忠等人的引荐，元好问、姚枢、窦默、杨惟中等数十人纷纷前来，投入忽必烈麾下，忽必烈也由此组成“金莲川幕府”，拥有了一支治理中原汉地的官员队伍和人才库。

正是凭借这套班底，忽必烈成功把中原汉地治理成自己的根据地，巩固了他在蒙古政权中的权力和地位，成为蒙古政权中“中原汉地”的代表人物。

公元1259年，蒙哥统兵伐宋，结果死在钓鱼城下。

忽必烈又是凭借“金莲川幕府”的支持，于次年10月在开平城登基称帝，并取“大哉乾元”之意，定国号为元。随后，忽必烈统帅汉人世侯和蒙古东部诸王组成的大军，北伐和林，击败蒙古西部诸王推举的大汗阿里不哥，一统长城南北。

开平（金莲川），就此成为元朝的第一个都城。

不过，这个地方离经济中心太远，做一个南来北往的交通孔道、控制蒙古—东北—汉地的军事重镇没有任何问题，做一国都城就有些捉襟见肘了。

于是在公元1263年，忽必烈把开平定为上都，公元1272年又把燕京改为大都，正式确定了两都制度——

上都（金莲川、开平）是夏都，大都是冬都。

03

忽必烈之所以要实行“两都制”，根本原因在于——

上都位于蒙古草原的最南部，而蒙古起自草原，忽必烈可以通过定期巡视的方式，安抚蒙古诸王和贵族。

大都位于中原汉地的最北部，忽必烈把都城定在大都，可以巩固元朝在中原汉地的统治，以及向天下宣告元朝是中国正统。

这种既要又要的心理，就是元朝两都制的由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自从两都制确定下来以后，每年2月—9月，忽必烈都要带着贵族、官员、军士到上都避暑理政，10月—1月再回到大都避寒。

忽必烈有大半年时间都住在上都，上都的政府机构自然不能缺席，于是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六部等政府机构都在上都设立分部或下属单位，服务忽必烈的理政需求，满足元朝的政治需要。

从忽必烈的行程来看，大都和上都的政治地位不分高下，完全是并肩而立的。

除了避暑理政以外，上都还有很多其他活动。

例如每年6月举行的马奶子宴，所有赴宴人员要穿统一服装、骑珍贵名马，在歌舞、烤羊、百戏的陪伴下畅饮三日。某个赴宴的官员曾写了一首诗，比较详细的描述了马奶子宴的场景：

西方舞女即天人，玉才昊花把满青。

舞唱天魔供奉曲，君王长在月宫听。

相比娱乐而言，演武才是上都的主流活动，校猎、赛马、角抵、竞走等演武活动基本是常年不停，高兴了就来，没有固定时间。

正因如此，元朝官员王恽就说：“国朝大事，曰征伐、曰搜狩、曰宴飨，三者而已。”

打仗、狩猎、宴会是元朝的三件大事，其他就没有了。

既然上都如此重要，那么上都的军事防御系统，肯定是要苦心经营的。于是在上都修建完成并确定政治地位以后，忽必烈命人在上都西北、东北、西南、东南等地的山上，修建了大量的石堆敖包，直径普遍在35—45米左右，高8—10米。

这些石堆敖包，名义上是用来祭祀的，实际上都是军事堡垒，它们和北部的龙岗山、南部的闪电河一起拱卫着上都的安全。

以上就是元朝上都的基本情况。

表面上看，上都被繁荣、宁静、祥和的氛围笼罩着，堪称元朝的首善之区，但这种氛围却掩盖不住涌动的暗流。

中国古代政治讲究的是“定于一”，即全国军政事务集中于朝廷、朝廷集中于宰相、宰相再集中于皇帝。国家的都城也只有一个，不会出现第二个，即便有一个陪都，那也是附属性质的，政治地位无法和都城比肩。

“定于一”固然有专断、暗箱、不能群策群力的弊病，但它能营造稳定的环境。

元朝确定两都制，便意味着没有“定于一”，那么问题也必然随之出现——

上都和大都比肩而立，说明元朝有两个政治中心。

蒙古草原和中原汉地共治，说明元朝有两股政治势力。

上都的经济基础和军事设施完善，导致上都的贵族和官员，有机会打造雄厚的政治班底，留守上都的军士为了荣华富贵，也很容易投靠这些贵族和官员。

皇帝在上都和大都之间来回巡视，又给了野心家们发动政变的机会。

在这样的背景下，自忽必烈驾崩以后，元朝便不断爆发政变，造成极大的内耗，元朝的政治军事实力，也在一次次的政变中消耗殆尽。

可以说，元朝最终衰败，和两都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正是成也两都、败也两都。

04

公元1368年闰7月，明朝征虏大将军徐达、副将军常遇春在山东临清召集兵将，随后攻克德州、通州，兵锋直指大都。

元顺帝见事不妙，立即离开大都，逃往上都。

8月，徐达和常遇春统兵进入大都，元朝做为大一统王朝，从此在政治意义上灭亡了。

元朝的大都，自此成了明朝的北平。

事后，徐达和常遇春部署兵力，驻守长城一线的关隘要塞，然后调转兵锋向西，相继攻取山西、陕西、甘肃等地。公元1369年4月，常遇春又统兵返回北平，并于6月出兵北伐，一战攻克元朝上都，俘虏元军万余人、车万辆、马三千匹、牛五万头。

经此一战，元朝彻底退回草原，过回老祖宗的日子，元朝的上都，也恢复了“开平”的旧称。

7月，常遇春因“卸甲风”暴卒，朱元璋追封他为开平王，谥号忠武，全称“开平忠武王”。

朱元璋这么做，其实是深思熟虑的——

上都是元朝的龙兴之地、第二个政治中心，攻取上都有非常巨大的政治意义。

元朝失去上都以后，其残余势力便无法以此为基地，南侵中原汉地，明朝却能以此为基地，继续深入草原，征讨元朝的残余势力。

从常遇春的封号就可以看出，朱元璋的战略思维非常缜密，经营国家的战略格局非常宏大。

而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朱元璋在元上都故地，设立开平卫，做为明朝政治版图的前哨战、军事部署的前沿基地。

从此以后，明朝历次出塞北伐，都是以北平为起点，然后经过开平，冲向塞外。

然而，英雄的祖宗，未必能培养出英雄的子孙。

朱棣发动“靖难之役”的时候，裹挟了驻扎在大宁（内蒙古赤峰宁城县）的宁王部众，导致大宁成了一座空城。于是在成功夺取皇位以后，他便撤销大宁都司，并把大宁的全部人马，迁徙到保定府，用来拱卫北京。

朱棣确实说过“守开平、兴和、大宁、辽东、宁夏、甘肃，边境永无事矣”的话，但他也亲手打破了心目中的战略规划。

这样一来，开平卫便失去援助，孤悬塞外。

朱棣的五次亲征蒙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其实是用超强的个人军事能力，弥补战略规划的失误。

公元1430年，明宣宗朱瞻基认为，开平卫孤悬塞外难以持久坚守，而且距离北京太遥远，后勤补给困难、经济开销太大，便把开平卫南撤四百里，迁徙到北京附近的独石口（河北张家口赤城县西北）。

至此，明朝彻底放弃了这块战略要地。

这也意味着，明朝再也无法以开平为基地，出塞讨伐元朝残余势力，开国初期猛烈进取的攻势，转变为安稳为上的守势。

明朝都城北京，自从彻底沦为边塞城市，明朝国运也开始步入下坡路。

公元1449年，“土木堡之变”爆发，明英宗朱祁镇北狩，北京城内一片狼藉。有的大臣提出，放弃独石口，集中兵力保卫北京，或者放弃北京迁回南京，保住江南的半壁江山。

在这种决定王朝命运的关键时刻，还是于谦说了一句：“弃之不独宣、大、怀来难守，即京师不免动摇”，然后调动部队去坚守独石口。

这才保卫了北京，保卫了明朝。

但，于谦能做的也仅止于此了，他能打赢北京保卫战，却难以扭转明朝衰落的趋势，更难以弥补朱棣、朱瞻基等明朝皇帝，在地缘政治上犯的错误。

可以说，元朝残余势力能经常兵临北京城下，就是起源于放弃大宁和开平，无法实现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目的。

开平（金莲川、元上都），就这样亲眼见证了元、明两朝的崛起和衰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