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在这近两年的时间内，人类文明世界已经发生了比之前六七年都要更大、影响更为深远的改变。借着年关将至，笔者想从钱袋子上来说起。前段时间，笔者曾由张明杰案和“联想”为出发点，撰写了一篇论述关于长期存在我国政治治理中的“中间层和信息差”的问题，并展望了新时代的信息技术对治理的加成，甚至将产生新的治理形态。其实在笔者看来，新的治理形态是已经呱呱坠地了的，只是还需要进一步发育、调整。而在评论中，许多读者就笔者的观点给出了质疑，认为技术是不可能真正解决现在的治理问题的，这既是对笔者意思的误读，也是无视了中国治理的实际成效。我想说的是，技术不可能解决全部问题，甚至都不会解决大部分问题，但只要技术能比较明显地将困难弱化和缩小，就是有效的。就好比说巡视和督查，这种政治上的巡视，实际上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政治工具，但在现今的应用其成效远大于古代。自从秦始皇统一天下，中国就必须面对幅员过于辽阔这种前现代社会的空前障碍，而中央的督查工具也就应运而生。但无论是西汉的十三州部刺史，还是明代的巡抚，尽管在制度的设计初衷这些监察官，并不是如同唐代的节度使、宋代的安抚使制置使那样的诸侯，相反是牵制诸侯的，却最终无一例外地，监察权力全部异化成了实质性的分封制权力，这就是古典中国的封建制悲剧。笔者先来介绍一下前现代情况下为什么产生了“黄宗羲定律”的情形。在读大学时笔者曾参加一些社团活动，当时几位外校请来的学者、老师曾说，“农业社会的中国并不是封建社会，因为中国的封建社会是商周时期，而到了秦代以后的中国就已经变成了中央集权制国家”，当时的笔者还觉颇有道理。但现在想来，古典时期的中国，维系这种超越时代的中央集权制与政治理性，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的。明清时期演化到最终的情形就是“皇权不下县”，大的家族甚至跨州连县、代代相传。这背后的实质，是国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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