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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武器带来的世界和平还能走多远?


2022年01月16日  浏览(315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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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潮沉思录(ID:xinchaochensi)

作者:acel rovsion



“战争并非是与其他事物无关联的行为,而是国家政策的表现,是推行国家政策的另一种手段。国家的性质改变了,政策也就改变了,因而战争的性质也改变了。”

——列宁《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一书摘录和批注》



今年1月3日,  中、法、俄、英、美五个核武器国家领导人发表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声明一致认为,“避免核武器国家间爆发战争和减少战略风险是我们的首要责任”,并申明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 这条新闻引发了全球舆论的讨论,不管声明背后的实际发起动机为何,很多人都愿意将其视为在当前全球危机和冲突引发的不确定风险性大增的情况下,五常国家一起做的一个兜底性声明。


后疫情时代,无论是中美在太平洋地区,中国和印度,还是美欧与俄罗斯围绕乌克兰和中东,这几个地区的冲突风险都因为疫情带来的危机而显著升高。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的表述,既是核大国的意愿,也是变相重申了核威慑的有效性。 显然,在达成了不会发生核战争,不会出现战略误判的默契下,常规冲突的可能性也将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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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聊聊政治学和社会学视角中对于战争的发生和战争形态等等的分析。



近现代“政治——战争关系”理论起源


读者们可能都知道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这本书是西方近代军事理论的鼻祖,其中的核心思想“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更是影响深远。早期的政治学和社会学学者们对战争的看法几乎都是从克劳塞维茨这个论断的基础上去阐发的。


两次世界大战间隙中,产生了恩斯特·荣格尔的《总动员》(Totale Mobilmachung, 1930)和鲁登道夫《总体战》(Der totale Krieg, 1936) 。这类军事思想著作也影响到了政治学界,像德国的卡尔·施米特这类政治思想家,就把进行一次总体战争的潜力,或者说能够进行一次战争总体动员能力视为一个主权政治机器最重要的特征。两次大战期间的这类思想家,把战争视为一种主权政治机器间必然发生的事件,这个前提下,政治就变成了能够审慎地获得多少回旋余的一种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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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施米特看来,陆战的动员模式尤其是主权政治机器的象征。陆战总动员是一种共同体内部利益整合的总体化建构——内部政治代表性整合为一个机器,内部共同认同整合为一个整体人格,陆战总体动员代表欧洲主权机器或者民族国家最大限度的内部政治整合能力和基础治理能力。


海战在施米特看来与陆战有所区别。海战的动员模式是利益驱动的外部性行为,无论是关于宗教的输出、贸易网络的安全还有最重要的利益条约体系的建构。在海战体系中,主权机器更类似于一个服务于贸易网络体系的公共参与者或者秩序缔造者,尤其是殖民时代的全球海战,无论是保护殖民据点还是贸易货栈,或者是和某些地区的强制性条约,它都带有更强的资本主义属性和政治利益变现的特性。


对于历来的海权大国来说,近海防御和本土安全反而是整个海军动员体系里面最不重要的一部分,而是通过军事存在保证其建构的资本主义总体世界体系的存续。相对而言,陆战是关乎主权结构的,而海战是关乎于世界体系的。


这也是英国和美国这类海权大国与传统陆权大国的战略扩张需求的本质差别。陆权相对于海外间接利益和世界贸易网络更在乎主权的强度和本土的安全性,而海权反过来,行为上更在乎贸易网络,世界框架和所谓的共同安全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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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后期开始,全球化成为主流趋势,各国经济贸易联系日益广泛紧密。美国政治学家理查德·罗斯克兰斯认为在全球化世界这个规范状态下,主权机器国家的总体战略定制要面向两个基础,一是国内政治基础的财政-政党联盟,一是贸易网络构成的全球化世界的规范性。


在全球化的规范状态下,主权机器就不再是施米特理论中的抽象化个体或者说单一的行动主体,它是许多团体利益诉求的竞合以及妥协,同时也存在组织内部结构复杂带来的政策反复和服务于国内政治需求的外交姿态,全球化规范状态下,主权机器核心的基础战略能力是制度适应性(constitutional fitness),战略目标需要服务于秩序的维持和有效的军事风险管控,这依赖的是共同规范和安全底线承诺的不断完善,这个理论也符合冷战结束以后全球国要主权国家机器间的行动趋势。



战争与秩序——脆弱的恐怖平衡


然而需要直面的是,战争从来既是秩序的破坏者,也是秩序的建构者。德国社会学家维尔纳·桑巴特在其关于资本主义与战争关系的著作中对此有所总结。前现代的宗教战争对农业社会生产资料和土地增值造成破坏,但同时也成了资本主义催化剂,战争带来的政治集中产生了绝对主义的王国和宪政主义的现代民族国家,集中性的政治整合带来的对内产权制度保障和基本国土安全保障,曾经的自由商贸城市联盟的模式被18-19世纪民族国家框架的权力所整合,带来了更为完备的资产阶级法权和所有制,并确立了稳定的生产模式和商贸信用体系,而战争本身也成为了这个秩序建构的始作俑者,同时驱动着这个体系走向更为疯狂的殖民帝国时代。


国家间战后秩序建立的约束从维也纳体系开始延续到后冷战时代,从联合国框架到诸多国家集团峰会构成的战后秩序,都是战争冲突(包含冷战军事对抗)带来的两面性的体现,冷战史上的边缘利益带来的地区军事冲突既导致秩序的松动,最终又缝合了秩序本身。大国协调机制和军事控制体系被用来管控可能的核战争,但是核平衡和核威慑的边缘博弈反而又成了大国协调的基础——因为总体战争的后果被无限拔高,以至于国家间也必须建立总体性的可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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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秩序的辩证关系形成了一种脆弱的恐怖平衡,同时靠着全球化几十年的繁荣,给这种恐怖平衡蒙上了一层带有普遍主义和世界性理想的所谓“和平”假象,这种“和平”假象又影响了诸多文化产物和人文思想。可以说,当今的跨国资本主义和全球化价值链模式本身,既是依附于这种脆弱的恐怖平衡之上,它们的存在本身也可能随时摧毁这种平衡,成为新一轮战争的催化剂。


我们可以从当代政治学中的现实主义视角来窥见这种风险。美国国际关系学家戴尔·科普兰在《大战的起源》一书中认为当代战争最大的风险在于,战争能力(包含军事能力和全球军事态势)尚且保持优势,但是经济、人口等综合国力长时间来看已经慢慢趋于衰落的国家和新兴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说白了就是当代战争最可能的发生因素是潜在性衰退的先发国家(尚未全面衰退)对全面崛起的新兴国家会采取预防性遏制策略,运用一切积极的强硬手段来维持自身的优势,有强烈的军事冒险主义倾向,从而卷入异常高风险的战争化冲突之中,即使这种战争只停留在战略威慑上。


这种观点和国际关系理论中传统的“多极-两极稳定结构”与霸权交替论者倡导的新兴国家挑战论都不同,但却非常符合后冷战时代的情况,尤其符合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美国是后冷战时代全球化和跨国资本的主导者,但中国借着全球化趋势快速崛起,被美国认为对自身造成了威胁,于是动用除热战外的一切手段对中国进行打压遏制,甚至亲自让全球化趋势出现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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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时代一个很常见的论调是,全球化中各国经济你中有我互相依赖,价值链供应链深度咬合,这种经济依赖关系可以有效降低战争风险。但在科普兰看来,当未来的贸易和投资态势的预期趋于负面的时候,在利益和脆弱性的权衡之中,即使是理性国家假设下,也会考虑通过高风险和高损失的策略来发动上述提到的预防性战争,最起码也有强硬且基于军事行动基础的外交威慑,通过增大不确定性来试图寻求到扭转负面预期的时机,经济——安全之间来回摇摆的利益考量就出现在这种冒险主义激进策略中,尤其是在相互依赖性几乎成为互补市场的国家间关系中,这种脆弱性-利益的考量就更为容易激进,并维持一种高度紧张的不信任和极度频繁的经济往来带来的貌似矛盾的局面。这种预测分外符合贸易战开启后的中美关系。值得一提的是,《大战的起源》这本书成书于上世纪九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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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地缘战争风险


我们再从地缘政治的视角来考察当代战争的风险。当代国家体系中,地缘间的权力交叠至少包含这样几种形态,管辖权、资源利用权、边境管制以及基于贸易开发和本土安全考量的衍生边界。当代地缘政治的大体和平建立在殖民体系解体和民族自决后整体领土无争议的基础上,但也有大量因为历史原因处于争议状态的领土归属及海洋边界带来军事安全态势引发的争端。基于实在领土归属和战略空间的冲突和外交纠葛仍然无处不在。


地缘政治中的战略空间,是主权机器基于安全需求(包括防空识别区、经济开发区归属等等)通过海洋公约、航行公约或者地区性共同行为规范以及共同安全承诺建立的边缘。而这些建构性规范决定了地区内或者地缘间的战略态势、军事行动规范、经济合作框架、价值链体系以及地区整合议事规则,这些边缘构成了各参与主体对本地区事务的基础愿景和共同决心。


而这些规范的存在,也使得我们探讨战争的潜在性需要考虑至少三种利益冲突模式:直接利益冲突、第三方关联利益冲突和边缘利益冲突。如台湾问题,对中国来说属于直接利益冲突,对美国属于第三方关联利益冲突。美、俄、中三方大博弈之间的印度和欧洲站位也属于第三方利益冲突。


共同规范容易消解达成冲突控制的是直接利益冲突和第三方关联利益冲突,虽然约束性和干涉能力不一定很强,但往往存在兜底的规则和共同表态。当代很多政治和国际关系学者认为,其中最容易导致风险管理失控和战争可能性的恰恰是边缘利益的博弈。


所谓边缘利益,这个概念可能可以接触到核威慑理论时代的诸如布罗迪、谢林等人在核战略上通过区分可置信威慑、确保相互摧毁、绊线或者风险生成器等基于核威慑平衡带来的政治利益博弈和边缘风险管控,基于核威慑平衡的基础安全承诺,使得冷战时期的军事存在转化成了相对可控的政治边缘利益博弈。举几个具体的例子,美国在南海的各种小动作,中美在东南亚地区的博弈,以及岛链和反岛链战略等都属于边缘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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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边缘利益的博弈蕴藏巨大风险的国际关系学者们认为,边缘利益的战略预期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决策参与者对于中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基础愿景、战略决心,以及各方内部利益的竞合,同时高压和快速反应的决策模式也会带来极大的偶然性,这使得边缘博弈中导致的风险局势会变得较为复杂,比如,直接释放敌意并合法化自己的越界行为,通过极限施压或者制造政治议题胁迫对方放弃重要承诺等,这类基于总体目标的各种长时间的次生对抗和关联国家对抗都会集中在我们的边缘博弈中,通过动态和长期性反复挑战现有规范,这使得边缘博弈的对抗层面变得非常复杂,不仅包含经济、军事、外交、发展策略等大对抗层面,还有比如经济层面的诸多次生层面,大到某个协调机制,小到某些贸易纠纷。


这种长期边缘博弈带来的决策资源高压消耗反而容易放大博弈中的不确定性,短期战略决心和政治愿景的过度激进或者过度保守都可能在偶然层面导致战争,使得互相嵌合的规范体系和多层面对抗产生不可控的连锁反应,这也是战争潜在性的发生机制。这使得,大国间地缘政治存在一种“极度危险的弧形反击带”。



当代国际体系崩溃可能导致的战争风险


这部分再以新制度主义国际范式的学术视角,谈谈当代国际体系崩溃导致战争的可能性。当代全球化体系的脆弱性来自于各国利益的动态变化以及内部发展不平衡,更重要的是还有体系内部对于原建构者的挑战者出现,都会导致体系走向失衡,当体系走向失衡后,体系本身的承诺和预期被新的参与者利益预期所取代,在挑战者那里维持体系甚至存在长期的潜在损失。


而对于原建构者来说,维持现有体系的经济收益、生产性投资以及防务投入都长期来看收益较低,也无力或者不再愿意去维持现有体系,或者说对体系的义务远高于体系带来的现实收益。那么体系内部的失衡就转向变革状态,变革的核心是新的规范要保障双方最大限度的利益配置同时重新分配的权力位置。但是这种变革状态会使得原有体系带来的最低限度共同安全承诺不再有保障,重新配置过程中会诞生体系内部小团体的重新配置,无论是基于特定地区事务架构地区框架,或者基于特定目标建设特定盟友机制等等,而这些往往互相嵌合且利益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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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无论对于无力维持的建构者来说,与其坐视经济和技术优势进一步衰退导致的综合国力衰退,以及基于安全承诺和政治信用不断扩大的军费维持,建构者会选择退却,留下体系内无法填补的政治空白,而这种行为会加剧建构者和挑战者不断对这种消耗战博弈进行大规模投入,同时体系内的政治空白可能会诱发关联性的体系内风险,这使得体系内部的相互依赖反而变成一种政治武器。相对于维持长期战略消耗的大规模军事开支,军事冒险主义反而会滋生在这种高消耗背景的战略投机考量里。消耗战博弈的战争风险虽然较低,但是反直觉的是,战争风险低是长期不间断的防务投入和军事科技竞赛带来的,它也是一种负的体系维持成本,如果这种消耗让参与者进一步的退却,放弃或者削弱风险控制承诺,这也会带来极大的战争可能性。



结语


当代的战争很大程度是一种基于预期的极端政治行动,它诞生于既有的国际体系内部支配者和挑战者之间的短期和中长期的势力变化,战争的潜在要素涵盖政治经济等各个层面并覆盖到次生领域,战争的选择是在这种变化中基于成本-收益视角的投机性行为,现代国际体系的大国战争有风险管控失控的因素,也有体系失衡的的因素,更重要的是一种理性预期竞合出来的非理性冒险行为,往往产生于高压斗争中战略决心和政治愿景的研判结果。


秩序和破坏是永恒的辩证运动,没有绝对的和平和战争状态,在秩序的缝隙处永远存在的战争的阴影,战争的有限性和潜在性也会带来的新秩序的诞生和稳固。


我们不得不感谢核武器,因为核武器的存在,当代作为激进政治手段的战争是始终是有限战争,在不触碰核战略带来的确保相互摧毁和最低限度的共同安全底线的情况下,基于有限政治目标、有限时间和有限停止点的战争。后面我们会再聊聊核战略与现代性世界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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