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3日，中、法、俄、英、美五个核武器国家领导人发表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声明一致认为，“避免核武器国家间爆发战争和减少战略风险是我们的首要责任”，并申明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这条新闻引发了全球舆论的讨论，不管声明背后的实际发起动机为何，很多人都愿意将其视为在当前全球危机和冲突引发的不确定风险性大增的情况下，五常国家一起做的一个兜底性声明。后疫情时代，无论是中美在太平洋地区，中国和印度，还是美欧与俄罗斯围绕乌克兰和中东，这几个地区的冲突风险都因为疫情带来的危机而显著升高。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的表述，既是核大国的意愿，也是变相重申了核威慑的有效性。显然，在达成了不会发生核战争，不会出现战略误判的默契下，常规冲突的可能性也将进一步提升。今天我们聊聊政治学和社会学视角中对于战争的发生和战争形态等等的分析。近现代“政治——战争关系”理论起源读者们可能都知道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这本书是西方近代军事理论的鼻祖，其中的核心思想“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更是影响深远。早期的政治学和社会学学者们对战争的看法几乎都是从克劳塞维茨这个论断的基础上去阐发的。两次世界大战间隙中，产生了恩斯特·荣格尔的《总动员》(TotaleMobilmachung,1930)和鲁登道夫《总体战》(DertotaleKrieg,1936)。这类军事思想著作也影响到了政治学界，像德国的卡尔·施米特这类政治思想家，就把进行一次总体战争的潜力，或者说能够进行一次战争总体动员能力视为一个主权政治机器最重要的特征。两次大战期间的这类思想家，把战争视为一种主权政治机器间必然发生的事件，这个前提下，政治就变成了……

会员用户请加微信，以防失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