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这个话题，源于群里一位网友的感慨，就是他作为坦克兵在90年代退伍时没有得到安置，除了会开坦克，没有一技之长，自己找工作时受尽白眼，后来靠自己学习打拼，一路走到今天，过程艰辛。

等我注意到这个话题时，群里已经聊别的去了，我也就没来得及跟他解释。其实那时候中国真的特别艰难，他遇到的困境是国际环境造成的——美国带着一帮盟友封锁制裁咱们，我们只能咬牙忍着，埋头默默发展。全国人民都在付出代价，我记得1995年那会儿，猪肉都卖到8块钱一斤了，可普通工人一个月也就挣几百块。

新中国成立以来，有两个阶段非常艰难：

第一次是1960年至1972年，我们同时面对美苏两大集团的围堵；

第二次是1989年至2001年，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面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封锁、制裁和战略挤压。

这两个阶段都恰好持续了十二年，我们以不同的战略智慧蹚出了一条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第一个十二年（1960-1972）：主动出击，打到外线去

20世纪50年代末，苏联想做“老子党”，我们不想做“儿子党”，中苏关系逐步恶化。

与此同时，美国继续推行敌视中国的政策，在中国周边通过一系列军事条约构筑反华包围圈。

1959年6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中苏于1957年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撤走了专家。

1959年9月，艾森豪威尔与赫鲁晓夫举行会谈，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形成所谓“戴维营精神”，推销苏美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方针，这很像今天一些人醉心并亲切称之为“G2”的梦幻泡沫。

1959年11月3日，教员与周恩来、彭真等同志讨论赫鲁晓夫问题，彭真说，赫鲁晓夫迷恋于西方首脑会议，西方就以此像钓鱼一样钓着他。教员接着说：“有一天，西方一翻脸，他就处于被动”赫鲁晓夫的变节将中国置于南北两线作战困境，对此，教员坚定地表示：“现在，硬着头皮顶着是对两方面的：一方面对赫鲁晓夫，一方面对艾森豪威尔。”

1959年12月，教员作诗讽刺正沉醉于“G2”共治的赫鲁晓夫：“西海如今出圣人，涂脂抹粉上豪门”“列宁火焰成灰烬，人类从此入大同”。

1960年7月，苏联不断在中苏边界寻衅滋事，在此之前，中国对苏联的贸易额占外贸总额的50%以上，对西方世界几乎完全隔绝，如此一来，我们面临着更大的困难。

1961年，苏联利用中国的经济困难，要求中国连本带息一起偿还抗美援朝时苏联援华军事物资的贷款，此时的中国，正经历着三年困难时期。

1962年，蒋介石在东南方向准备反攻大陆，印度借机在中印边境燃起战火，10月，印度军队又从西南方面对中国领土发动大规模全线进攻，中印边境的稳定事关中国大西南的稳定，中国被迫进行自卫反击。

教员巧妙利用了古巴导弹危机，将它控制在有限范围内，不让第三国卷入。1962年10月20日，美国封锁古巴海域，苏美剑拔弩张，当天中国全线反击。

1962年11月20日，肯尼迪宣布结束封锁，11月21日，苏联也对军队解除了动员令，当天中国也对印度全面停火。

一个月后，中国将印度俘虏养得黑胖黑胖，把印军的枪擦得干干净净交还给他们，因为中印并不是当时的主要矛盾。

1964年，勃列日涅夫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后，在中苏、中蒙边界上，苏军增加到50多个师100多万人。不仅如此，苏联还挑动东欧一些国家反对中国，使中国所依靠的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我们不得不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反帝、反修“两条线”的战略。

1963—1964年，美苏联手反华期间，教员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观点，他说：“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对美国是不满意的”

中国一方面大力支持亚非拉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另一方面创造了“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的援外模式，最具代表性的是援建坦赞铁路，中国先后派遣5.6万人次工程人员，提供无息贷款9.88亿元人民币，最终将铁路交由坦赞两国共管。另一方面通过1964年中法建交成功打开西方世界的缺口。

1964年，美国大举入侵越南，我们三招将美国的手脚捆住：一是支援越南200个师的装备，二是负责北越的防空，三是划定北纬17度线，美军敢过，我们就出兵。

1966年，苏联与蒙古签订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条约，在中国北方边境陈兵百万，对中国的华北、东北、西北构成了直接威胁。

1968年，苏联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并提出“有限主权论”，这是把世界人民当傻子，更是对中国赤裸裸的威胁和挑衅。

1969年，珍宝岛冲突将紧张局势推至顶点，苏联扬言要对中国进行核打击，我们不得不进入长期的战备状态，领导人也被分散到了全国各地，教员南下武汉，朱德、董必武、李富春到广东，陈云、邓小平到江西，聂荣臻到河北邯郸，叶剑英到长沙，林彪到苏州，周总理和总参谋长黄永胜留守北京。

打仗，我们是不怕的，身经百战的解放军可以歼灭一切来犯之敌。

但我们的经济状况无法承受如此长时间的封锁，想形成内循环，钢铁产量还上不去，这是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的根本原因，军事重工业我们还没有消化吸收，设备又买不进来，同时，军事工业是没法变现的，不打仗，就是沉没成本，而轻工业聊胜于无，就业萎缩，百姓生活非常艰难。

在苏联撤走专家、断绝援助，美国全面封锁的极端困难条件下，中国于1964年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试爆氢弹成功，1970年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升空。这些成就奠定了中国作为有影响力大国的基础。

1972年，美国在欧洲扛不住苏联，在越南战场又被我们捆住了手脚，尼克松不得不到北京给总理脱大衣、听教员讲哲学，同年，我们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的国际环境才得到根本改善。

1974年，教员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明确了定位和方向，这是对“中间地带理论”的完善与升华。

第二个十二年（1989-2001）：隐忍与超越

1989年，美国已经知道苏联要完，西方国家再次对我们实施集体制裁。

美国政府和国会率先发难，宣布一系列对华制裁措施，西方七国和欧共体也紧随其后，中止高层接触，延缓贷款。

国际舆论一片唱衰中国之声，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更是让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

世界由美苏两极霸权变成了美国单极霸权，美国人写出了《历史的终结》，认为资本主义赢了，好不得意，要对社会主义赶尽杀绝，中国就是目标。

面对新挑战，我们提出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将外交重点放在两个方面：

一是开展睦邻外交，稳定和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

二是打破西方制裁，恢复和稳定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

在周边外交上，中国取得了显著突破。1990年至1992年，中国与印度尼西亚恢复外交关系，与新加坡、文莱、韩国、以色列等国家建交，实现了中越关系正常化。

更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成功推动了与西方关系正常化进程。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日本于1990年率先取消对华制裁。到1991年底，中国同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关系基本回到正常轨道。

到1992年，中国已与154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西方对华封锁被打破。

但美国调转枪口全力围堵挤压中国，于是就有了著名的“外交五大耻”

1993年银河号事件：

1993年9月4日，沙特达曼港口，美国、沙特和中国官员打开银河号货轮上最后一个集装箱后，美方终于承认，这艘被扣押33天的中国货轮上没有他们声称的化学武器原料。

时任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沙祖康在回忆这一事件时，连用了17次“窝囊”来表达当时的感受。

当时，我们之所以接受检查，是因为美国关闭了GPS，货轮没有了方向，只能在大海上打转。

叔可忍，婶不可忍，虽然当时还比较困难，但导航必须干。

1994年1月19日，北斗立项；

2000年，北斗一号发射两颗地球静止轨道卫星，建成北斗卫星导航试验系统；

2012年，北斗二号建成覆盖亚太区域的卫星导航系统；

2020年，北斗三号完成全球组网，为全球用户提供服务。

1994年黄海大黑鱼事件：

1994年，朝鲜核问题升温，美国以此为借口，派遣“小鹰号”航母战斗群进入黄海，对朝鲜西海岸进行封锁。

当时中美关系因美国对台军售和1993年“银河号”事件正处于低谷，军事交流已中断，这使得美军的行动更具挑衅意味。

1994年10月27日，中国海军一艘完成训练任务的403号“汉”级攻击核潜艇，在返航途中与美军“小鹰号”航母编队遭遇。

美军非但没有避让，反而立即起飞S-3“北欧海盗”反潜机，向403艇周围投掷声呐浮标，对其位置进行三角计算，这意味着下一步很可能就是实弹攻击。

403艇被迫下潜规避，并紧急用长波电台向青岛基地求救。

在长达70多个小时的对峙中，美军舰机对403艇进行了7次模拟攻击，相当于被“击沉”了7次。

北海舰队最先派出的两架歼-7战斗机因航程短、留空时间有限，抵达后未能驱离美舰而返航。

在危急关头，中国海军航空兵派出两架歼-8II战斗机和两架当时最先进的苏-27SK战斗机前往支援。

面对美军的F-14“雄猫”战机，一架苏-27飞行员做出了极具威慑性的战术动作——突然拉高后向右翼的F-14斜切下去，摆出不惜一战的姿态。

同时，歼-8II战机也打开了火控雷达，锁定美军航母编队。

面对中国飞行员的决绝态度，美军战机率先脱离接触，整个“小鹰号”航母编队最终驶离中国领海。

黄海对峙虽然以美军撤离告终，但是自己的核潜艇在自己家门口被模拟攻击7次，真是太窝囊了！

我们紧急从俄罗斯引进12艘有“大洋黑洞”之称的“基洛”级静音潜艇，耗资26亿美元，对当时穷得叮当响的我们来说，这是天价，但国家安全大过天，再贵也得花。

但买别人的总不是个事，我们必须发展自己高性能的潜艇。

1994年，中央军委和中央专委作出重大决定：将新型鱼雷攻击型核潜艇和战略导弹核潜艇列入“国家专项”，1996年，094型战略核潜艇立项。

玩航母，我们当时没能力，那我们只能研发非对称作战能力，被称为“航母杀手”的高超音速反舰弹道导弹也被提上了日程。

1996年台海危机：

1995年5月22日，美国政府不顾中国严正交涉，突然宣布允许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以“私人身份”访美。此举打破了近17年不准台湾高层领导“访美”的禁令。

1995年6月9日，李登辉在康奈尔大学发表了名为“民之所欲，长在我心”的演讲，公开鼓吹“台湾经验”，叫嚷要“突破外交孤立”，强化台美关系，其言论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美国此举以及李登辉的言行，被中方视为严重违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精神、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严重挑衅。

面对挑衅，中国政府在政治、外交层面提出强烈抗议的同时，决定采取强有力的军事行动予以反制，以显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

1995年7月21日至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台湾东北方向预定海域发射了6枚东风-15地对地导弹，全部准确命中目标。此后直至11月，解放军在台湾海峡及附近区域连续进行了多次大规模陆海空三军联合演习和实弹射击训练。

1996年3月8日至15日，解放军展开“联合九六”导弹射击演习，向高雄和基隆附近海域发射了多枚东风-15导弹。3月18日至25日，解放军更展开了大规模三军联合登岛作战演习。

作为回应，美国派遣了“独立”号和“尼米兹”号两个航母战斗群前往台湾附近海域，这是自越南战争结束后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最大规模的军事集结，使得台海地区出现了中美两国军事力量的严峻对峙。

尽管美军派出双航母展示实力，但被命令向台湾东部海域移动，而非直接进入台湾海峡，以避免过度刺激中方。

美军两个航母战斗群的抵达，客观上使解放军大规模渡海攻台计划在军事上变得极为困难。

当时解放军在电子战、信息战方面几乎空白，制电磁权被对手掌控。舰艇太少，对岸火力严重不足，面对与美国航母战斗群的巨大差距，解放军只能将陆军的加农炮、榴弹炮甚至坦克临时固定到经过改装的民船或登陆舰甲板上，官兵在出征前写下遗书、剃发明志，展现了不惜牺牲的决心。

危机期间，解放军内部发生了严重的“间谍案”。时任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刘连昆等人向台湾方面泄露了解放军军事演习的核心机密，使台美方面对解放军的行动了如指掌，无疑削弱了演习的威慑效果，刘连昆等人后来被逮捕并判处死刑。

到1996年3月下旬，随着解放军演习的结束，危机也逐渐过去。

但这场危机暴露了中国在军事力量，尤其是海军和远程精确打击能力上的不足。强烈刺激了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

面对现实威胁，发展一种射程远、速度快、难以拦截的“杀手锏”武器，成为必然选择，其核心作战设想是：在远海构建一个敌方航母等高价值目标不敢轻易进入的“禁区”，从而实现有效的区域拒止与反介入能力。

中国为此选择了一条独特的技术路径：将弹道导弹的高速度、远射程与打击海上移动目标的能力相结合，并最终向高超音速滑翔方向演进。

现在，我们拥有的东风、鹰击系列等海基、陆基、空基反舰弹道导弹都是96台海危机的直接结果。

1999年炸馆事件：

1999年3月24日起，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批准的情况下，对南联盟进行了持续78天的空袭。在此期间，中国政府对科索沃问题持主张政治解决的立场。

当地时间1999年5月7日深夜，贝尔格莱德的供电系统被摧毁，全市陷入漆黑。当晚11点45分左右，从美国本土起飞的B-2隐形轰炸机向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投下了五枚导弹，这些导弹从不同角度精准击中使馆大楼：一枚从顶层贯穿到一层；一枚炸毁大使办公室等核心区域；一枚击中记者住所；一枚钻入地下室俱乐部引发剧烈爆炸；还有一枚击中大使官邸但未爆炸。

袭击造成使馆建筑严重损毁，三名中国记者不幸殉难：新华社记者邵云环、《光明日报》记者许杏虎及其夫人朱颖，另有二十多名中国外交人员受伤，其中不少人伤势严重。

中国政府对此暴行表示极大愤慨和严厉谴责，5月8日发表声明提出最强烈抗议，要求北约承担全部责任，外交部副部长王英凡紧急约见美国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

消息传回国内，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沈阳等多个城市的广大学生和市民自发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强烈抗议北约的暴行，发出“爱我中华”“振兴中华”的呼声。

国际社会也深感震惊，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表示震惊和悲愤，南联盟外长指出“使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北约炸弹是对外交的轰炸”。

在强大压力下，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公开道歉。中美双方后续就赔偿问题达成协议，美方向中方支付了伤亡人员赔偿金450万美元和财产损失赔偿金2800万美元。但美方坚持其“误炸”的解释，声称使用了中央情报局的“过时地图”，误将大使馆认定为南联盟的军需供应采购局目标，这一牵强解释遭到广泛质疑。

中国驻外使馆在国际法中，就是中国领土，使馆被炸相当于本土被炸，但加入世贸的谈判仍在进行，我们忍了，但心中这口气一直憋着。

1999年5月，中国国防工业部门开会制定了命名为“995工程”的军备发展规划，以应对世界霸权行为：

空军未来装备梯次发展规划为：

大体到2050年，战斗机梯次发展规划为：

抗衡F-22的四代战斗机；2.五代高空高速远程重型战斗轰炸机和五代重型高空高机动空优战斗机；3.亚轨道高空高速战斗机；4.近地低轨道战斗机；5.远地高轨道战斗机；6.空间局地战斗机；

战略轰炸机梯次发展规划为：

1.超音速隐形远程战略轰炸机；2.亚轨道高空高超音速洲际战略轰炸机。

运输机梯次发展规划为：

C17级别的大型四发喷气运输机；2.C5级别的巨型六发喷气远程运输机。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六代机，先别着急欢呼，后面还会有空间战斗机，“南天门计划”也不只是一个文化IP，运-20后面还有六发的运输机，大家不要着急。

2001年南海撞机事件：

2001年4月1日上午，美国海军一架EP-3E型电子侦察机抵近中国海南岛东南海域上空进行侦察活动，中国海军航空兵派出两架歼-8II战斗机执行跟踪监视任务。

9时07分，在海南岛东南约104公里处的中国专属经济区上空，美机突然违反飞行规则，大角度转向，其机头和左翼与中方飞行员王伟驾驶的编号为81192的歼-8II战机相撞。

中方飞机失控坠海，飞行员王伟跳伞后下落不明，后经确认壮烈牺牲。

而肇事美机在受损后，未经中方许可，擅自闯入中国领空并迫降于海南陵水机场。

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当即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指出事件的责任完全在美方，要求美方道歉并承担全部责任。

在最初阶段，美方态度强硬，试图推卸责任。经过艰苦的外交博弈，包括11轮的谈判拉锯，美方最终在4月11日向中方递交了致歉信。美方24名机组人员随后于4月12日离境。而那架EP-3侦察机，则于同年6月至7月间被拆解后由第三方运输机运离中国。

在家门口被人欺负成这样，促使我们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加速了现代化进程。

从歼-10的批量列装，到引进消化苏-27技术后诞生的歼-11、歼-16系列，再到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歼-20隐身战斗机横空出世，中国空军经历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海军装备也飞速更新，大型驱逐舰以及航空母舰的陆续入列，显著提升了维护海权的能力。

战场感知与电子战能力也得到了飞跃式的发展，EP-3E是当时美军先进的电子侦察平台，通过对迫降的EP-3E进行研究，中国在电子侦察、信号情报处理和雷达技术等领域获得了宝贵的参考。

此后，基于运-8、运-9平台的高新系列特种飞机（如预警机、电子侦察机、反潜机）大量涌现，空警-2000/500预警机的服役更是极大提升了中国空军的远程预警和指挥控制能力。此外，中国在密码与通信技术领域也取得了显著进步。

军队建设也开始从单纯的装备更新，向构建集侦察、预警、指挥、打击、保障于一体的现代化作战体系转变。近年来亮相的高新11号等电子战飞机，表明中国已着手建立“侦察－干扰－打击”的闭环体系，同时，电子战飞机也开始对外销售了。

从当年的“我已无法返航”，到如今“81192，甲板已清空，请返航”的深情呼唤，背后是中国军队卧薪尝胆、知耻后勇的艰辛历程。这条从悲壮到奋起的道路，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外交五大耻都发生在长者任期内，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甚至背负骂名，但他一直坚持用发展来解决问题，除了上面的大国重器，还有以下重要事项是在这一期间完成的：

1992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

1995年，集成电路领域的“909工程”立项；

1998年，军队和武警部队禁止经商；

两个12年的对比

两个“十二年”年虽然面临不同的国际环境，但中国取得成功的原因有着共同之处。

独立自主是贯穿始终的根本原则。无论是在1960年代面对美苏双重压力时的“自力更生”，还是在1990年代面对西方制裁时的“做好自己的事”，中国始终将国家主权和发展利益放在首位。

实事求是是应对挑战的思想基础。第一个十二年，教员提出“两个中间地带”思想；第二个十二年，邓小平制定“韬光养晦”方针，都是基于对国际形势的准确判断。

战略定力是渡过难关的重要保障。在两个阶段，中国都保持了政策稳定性，不受外部干扰，坚持既定发展路线。

在应对手法上，第一个十二年更突出斗争性，教员提出“以斗争求和平”的思想。第二个十二年则更注重灵活性，将“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相结合。

两个时期的国际环境也大不相同。第一个十二年处于冷战高峰期，中国需要在两大阵营间寻求生存空间。第二个十二年则面对冷战结束后的单极世界格局，中国需要在新秩序中寻找定位。

尽管策略不同，但两个时期都体现了中国外交的战略智慧：善于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相结合；长远眼光与务实态度并重。

回望这两个十二年，中国之所以能够一次次蹚过艰难险阻，靠的是独立自主的民族精神、实事求是的战略智慧以及不屈不挠的斗争勇气。

从1960年—1972年的破局到1989年—2001年的超越，中国逐步从国际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央，从规则的接受者转变为影响规则的重要力量。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往往押韵。两个十二年，中国从打破封锁到全面融入，从艰难生存到主动引领，不变的是中华民族在压力下奋起的韧性和智慧。

正如一位西方观察家所言：“中国总是在被低估之后，以超出预期的速度重新出现在世界面前。”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

回到网友的问题，当时面对美国的全面封锁，我们日子过得很艰难，军队到1998年才禁止经商，可见经济状况的艰难，网友退役时间正好在第二个艰难时期内，义务兵退伍安置工作很难让人满意。

不仅网友所处的四川，我所在的江苏情况也差不多，在被封锁的情况下，没有那么多岗位可以安置，只能自谋职业了，补偿也聊胜于无，2018年成立退役军人事务部就是要补全这个短板。

好在，2001年我们加入了世贸，从2002年到2012年的高速发展，让我们有了更大的底气，到2013年，我们便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要走出去了。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难，中国人就是在不同的艰难困苦中不断前行的。

如今的中国，经济、军事、科技都已不怵美国，但我们要建立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国早已不是我们的追赶目标，我们要面向无人区，自我探索，不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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