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温伯陵
来源：温伯陵的烟火人间（ID: wenboling2020）
香格里拉，明明是云南西北部的一座城市，民风习俗却更接近青藏高原，境内还有一座云南最大规模的藏传佛教寺院。这种“表里不一”的安排，看似不合理，其实是千年历史拉锯以后做出的刻意安排。因为，香格里拉是青藏高原的东南门户，谁掌控这道门户，谁就掌握了青藏高原和云南的地缘政治主动权。从古至今，云南其他地方到香格里拉，往往是沿着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的主干道，从海拔1800米的舒适地区一路攀爬到海拔3300米的高原地带。而因为海拔落差巨大，以及群山环绕的高原地势，所以金沙江在一路南下之后，又在丽江的石鼓镇形成一个巨大的U形湾，折向东北，在玉龙雪山和哈巴雪山之间穿行而过，硬生生的劈出一道虎跳峡。这样的地势，将香格里拉塑造成一座天然高台，横亘在云南和青藏高原之间。可以说，青藏高原要到云南，香格里拉是最后一个落脚点，云南要进取青藏高原，香格里拉又是第一道关卡。自香格里拉向北，经德钦县进入芒康县，便能顺利通往昌都和拉萨，进入青藏高原的腹地。自香格里拉向东北，经稻城可抵达理塘、康定，俯瞰四川盆地。而从香格里拉向南，便是丽江和大理、昆明等地。川、滇、藏等三个方向的道路，就此在香格里拉交汇，那些用茶、盐、马做交易的马帮，也在香格里拉发生碰撞。这种地势独立但各方汇聚的地方，无论任何时代，都是战时兵家必争、平时重点管控的门户要地。唐朝时期，香格里拉这道门户，第一次成为争夺的焦点。公元7世纪的时候，随着世界气温持续升高，以往那些环境恶劣的地方也开始变得宜居，于是，青藏高原有了更肥沃的农田、更丰茂的牧场、更多的人口。在这样的背景下，青藏高原的吐蕃随之崛起。为了开拓更大的生存空间，青藏高原的吐蕃和中原的唐朝，便爆发了激烈的碰撞，不断在西域、青海、四川等地展开大战。具体到四川一线，双方的战略又都和云南的南诏国有关——唐朝在四川西部的阿坝地区设立安戎城，一方面隔断吐蕃和西南诸部的联系，另一方面牵制吐蕃的力量，避免吐蕃征服云南的南诏，绕到四川的侧背。吐蕃则是一边和唐朝在安戎城周旋，一边出兵南下，试图打破金沙江和横断山脉的天堑，经香格里拉，将势力深入南诏境内。最初的时候，双方力量是比较均衡的，安戎城也发挥了它的作用。但到了公元680年，因为唐高宗李治晚年出现“二圣临朝”的混乱政治局面，以及洮河道大总管李敬玄在青海战败，导致吐蕃攻陷安戎城，以此为突破口，吐蕃得以长驱直入四川西北一带。既然唐朝隔断吐蕃和西南诸部的战略失败，那么南诏便是孤立无援的。于是，吐蕃随即攻陷香格里拉，然后架起一座横跨金沙江的铁索桥，并在桥南修筑铁桥城、设立神川都督府，彻底掌控了这一门户要地。从此以后，吐蕃随时可以沿着金沙江两岸抵达丽江，再通过丽江的两条走廊南下，便可以兵临大理城下。而南诏要想反击吐蕃，先走陆路、再走水路，最后攻克铁桥，才能进入香格里拉。这样的天堑要塞，仅靠南诏国的军事力量，基本是无法攻占的，南诏要想重新掌控这道门户要地，必须利用吐蕃的政治失败，才有可能实现。唐玄宗李隆基做皇帝时，唐朝和南诏交恶，南诏正式投靠吐蕃，准备借吐蕃的力量对抗唐朝，维护自己的独立性。然而，吐蕃得到南诏以后，便开始向南诏大量索取财物，并颁布苛刻的征兵法令，惹得南诏朝野怨声载道。公元779年，异牟寻继承南诏王位，吐蕃更是把兄弟之国的南诏，降为藩属国。那段时间，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屡次击败吐蕃，唐朝在西南诸部间重新获得了影响力，于是在公元794年，异牟寻和唐朝使者在点苍山会盟，再度结成盟国。就这样，有了唐朝和西南诸部的援助，以及吐蕃在南诏的政治失败，南诏王异牟寻便可以动员起举国兵力，在金沙江畔大破吐蕃，攻取铁桥城，重新掌控了香格里拉这一门户要地。随后，异牟寻在香格里拉设立铁桥节度使，负责守卫南诏的北大门。可以说，南诏是唐朝和吐蕃争夺的焦点，而香格里拉又是唐朝和吐蕃在南诏争夺的焦点。此后数百年，唐朝和吐蕃相继衰落，宋朝又以大渡河为界，不愿深入西南地区，于是，大理独霸云南，香格里拉暂时失去了重要地位。公元1381年，明太祖朱元璋命傅友德、沐英、蓝玉统兵三十万收复云南，丽江的纳西族首领阿甲阿德随即归顺明朝，被朱元璋赐姓为木，世袭云南承宣布政使司丽江府知府，日常任务是“守铁桥以断土蕃。”
朱元璋的意思是，木府掌控丽江和香格里拉，凭借地理优势和神川铁桥，抵御吐蕃诸部和蒙古部族的侵袭，替明朝守住门户要地，拱卫南疆。事实上，丽江木府不仅享受着世代富贵，也很好的完成了朱元璋部署的任务，甚至在第十三代土司木增时期，木府的势力已经覆盖了青藏高原东部，以及四川的理塘、巴塘一带，达到极盛的规模。因此，明朝称赞木增为“勋将”、“良翰”，视为滇西屏障。这就意味着，香格里拉这一门户要地，始终是明朝掌控着，丽江木府则是明朝的守门人。但到了明朝末年，随着明朝衰落而满蒙联盟崛起，丽江木府做为一地土司，便再也没有能力给明朝守门了。公元1642年，和硕特蒙古的固始汗自青海统兵入藏，在日喀则击败藏巴汗，然后清洗藏传佛教的噶举派（白教）、扶持格鲁派（黄教），成为实际统治青藏高原的汗王和格鲁派的护教法王。和硕特汗国由此建立，青藏高原初步形成蒙古骑兵和黄教共治的局面。而清朝为了追剿坚守西南的南明，选择与和硕特汗国联手，准备东西夹击。于是，顺治皇帝在收到固始汗的奉表以后，便册封他为遵行文义敏慧固始汗。再往后，固始汗命八子出镇青海，拱卫和硕特汗国的北疆，自己定居拉萨和日喀则一带，镇守高原腹地，其子孙们又出兵香格里拉，由五世达赖喇嘛派官管理、征收赋税，并在那里修建了噶丹·松赞林寺。香格里拉这一门户要地，从此脱离丽江木府的掌控，归属于和硕特汗国。以拉萨和日喀则为核心的高原腹地，称为卫藏，属于法域，掌握着藏传佛教的经义解释权。以昌都、四川甘孜、云南香格里拉为核心的高原东部，称为康巴，属于人域，掌握着茶马古道，经济相对富庶。以青海为核心的高原北部，称为安多，属于马域，拥有辽阔的草原和数量庞大的马匹，是青藏高原的武力来源。和硕特汗国占有三地，意味着他们拥有源源不断的骑兵、现金流充沛的茶马贸易线、以及意识形态的最终解释权，随时可以通过香格里拉进入云南、四川等地，实力仅次于全盛时期的吐蕃。这样的新兴政权，哪里是一个明朝册封的丽江木府能够抗衡的？对于清朝来说，青藏高原的和硕特汗国是非常可用的盟友，无论用来制衡西南的南明，还是西北的准噶尔汗国，都是不错的选择。因为在康熙皇帝三次亲征消灭噶尔丹之后，新任准噶尔汗策妄阿拉布坦，也诞生了“整合蒙古诸部和清朝抗衡”的想法，而他为了在精神思想层面整合蒙古诸部，便在公元1717年出兵拉萨，消灭和硕特汗国，准备实际控制青藏高原，挟黄教以令蒙古诸部。他知道，无论是安抚已经归附清朝的蒙古诸部，还是保护云南和四川的安全，清军入藏，都是势在必行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次年，康熙就发动两路清军，进入青藏高原和策妄阿拉布坦作战。
经过两次万里远征，到了公元1720年8月，噶尔弼、岳钟琪统帅的清军才攻破拉萨，将准噶尔部的五百残兵赶回西北。为了防止准噶尔部卷土重来，康熙一方面命岳钟琪等人统兵三千留守拉萨，实控青藏高原的卫藏法域，另一方面拥戴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在布达拉宫坐床，一举征服了卫藏法域和蒙古诸部的人心。原本，康熙承诺青海亲王罗卜藏丹津，随军一起入藏，等到消灭策妄阿拉布坦，就封他为实权的西藏汗。但康熙驾崩以后，新继位的雍正皇帝害怕罗卜藏丹津和准噶尔部勾结，便不愿意兑现承诺。罗卜藏丹津非常愤怒，随即联络了二十余万旧部和喇嘛，起兵造反。做为回应，雍正任命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苏丹、岳钟琪、常寿为副将，统帅满蒙八旗和绿营兵马，开往青海平叛。这次战争进行了八个月，年羹尧获胜，清朝实控青海，于是在公元1724年，雍正将青海的蒙古诸部编为二十九旗，并设立青海办事大臣管理青海大小事务。青藏高原的三大板块已经有两块被清朝实控，那么青藏高原东部的康巴人域，自然也不可能置身事外。做为亲身经历入藏战争的将领，他深知康巴人域的重要性，如果不能直接掌控这些门户要地，朝廷就得不到进出青藏高原的主动权。于是，岳钟琪奏请雍正，将香格里拉、理塘、巴塘等地，全部划归内地省份管辖。雍正做为亲手拆分青海的皇帝，自然清楚岳钟琪的用意，所以奏表送到北京以后，直接朱批同意。随后，理塘和巴塘被划入四川，香格里拉被划入云南，丽江则施行改土归流，木氏失去了世袭三百余年的土司官职。从此以后，云南及其背后的朝廷，彻底掌控了香格里拉这一进出高原的门户要地，结束了千年的争夺。虽然香格里拉是青藏高原和云南的门户要地，但围绕香格里拉而爆发的历史大事件，主角从来不是青藏高原和云南，而是每一个试图借青藏高原染指中原的政权，和维护中国统一安宁的王朝。香格里拉的文化属于青藏高原、行政属于云南，甚至青藏高原三大板块分属不同省份，也不是偶然形成的，而是清朝总结千年历史经验，刻意做出的安排。以上两点，并不是说清朝灭亡了、全国都纳入大一统了，就失去了意义。事实上，直到现在，中国在压制印度和遏制某些独立势力时，拆分高原三大板块以及香格里拉归属云南等历史经验，仍然在发挥着极大的作用。 
赞
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