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Hayekist

说起韩国，国人往往被一种莫名的优越感和酸楚的感觉支配。

优越处则曰老大帝国，昔日作为朝鲜王朝的宗主国，清廷派往朝鲜年仅23岁的袁世凯就能定夺整个朝鲜的局势，混得风生水起而予取予求，何其痛快。这是国人容易站到汉武帝角度思考问题（谌旭彬语）的缘故吧。

酸楚处则是这个国土面积10万平方公里和总人口5147万（这一规模类似我国浙江：面积10.2万平方公里[排名第25位]，人口5400多万[排名第10位]）的蕞尔小国，居然在二战之后通过经济发展超越了中等收入国家陷阱，成为人均GDP2.6万美元（2017年数据）的高等收入国家。而且，在经济、文化、体育等事业上光芒万丈，不仅有三星这类巨无霸的世界级企业（国内似乎只有华为能与之抗衡），在近5届奥运会上基本都在前十位，伦敦奥运会甚至闯入前五。更有若干部如《来自星星的你》等影视剧一度霸屏中国银幕，惹哭了全国的多情男女。韩流韩风流行于全球（在国内更是火爆一时），哪里还有过去积贫积弱的样子。更可恨者，他们居然还敢和我们争夺祖先，奉孔子与屈原为先人。不仅在现代文明上领先一步，而且抚今追昔竟要把古文明的桂冠也加于头顶。这种反差，让“上国”群众颇为不满，愤懑之余免不了泛出若干醋意。

但无论如何，今日的韩国不可小觑，已然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作为亚洲系列的第四篇，请跟笔者一道细细品来。

01

韩国经济发展历程

二战后的重建与原始积累

二战前，韩国就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家（日本殖民时期，朝鲜半岛按南农北工的部署发展，因此战略工业基本在北朝鲜，南朝鲜则是靠农业立国）。战后，满目疮痍之下百废待兴，韩国处于缺衣少食的绝对贫穷之中。这时候美国人的友谊发挥了作用，在帮助韩国训练和武装军警之外，美国NSC8-1/2号两个文件分别批准1949年和1950年向韩国提供1.85亿美元和1.92亿美元的救济和援助资金，还配套了一个为期3年的技术与经济援助计划。

但随着朝鲜战争爆发，整个朝鲜半岛又堕入深重的灾难之中，泡菜坛子都基本碎干净了，彻底地混到一穷二白。之后，韩国在1953年至1962年花了十年的时间进行了经济重建，农业恢复稳定，继续发展，韩国才能有了内生性的原始积累用于发展现代工业。其中，外援的作用不容低估。据韩国银行统计，到1960年代末，韩国累计接受了29亿美元的西方国家援助，美国的粮食援助还让可怜的人们免于饥荒的死亡。

同期，韩国的教育事业得到发展，人口素质显著提高。1945年韩国人的识字率仅为22%，1961年上升到71%。

朴正熙时代的五年计划

军人朴正熙1961年5月16日发动政变推翻当时的民选张勉政府，通过规定总统终身制的《复活宪法》，总共执政18年，直至遇刺身亡。其间，朴正熙秉持“受政府指导的资本主义经济”理念制定了若干雄心勃勃的五年经济发展计划（1979年，朴遇刺死于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执行过程中）。

| 朴槿惠与父亲朴正熙

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核心是在国内实施管制型市场经济，压制消费，重视储蓄和投资，利用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以及城乡二元结构调用税收优先建设城市，薅农业的羊毛来为工业积累资本以重点加强发展有比较竞争优势且略有规模的纺织、印刷等轻工业，再用这些初级产品出口赚取外汇。而积累的外汇主要用于购买资本品（机器设备、生产流水线）发展重化工业以图实现赶超。对外则实施贸易保护，阻止外国消费品的进入。

1968年韩日邦交正常化给韩国带来了机遇（这是和平的国际化的第一个小甜头）。日本投资商的FDI不仅带来了工厂和技术（欢迎FDI，但不欢迎进口），还为韩国本土培养了工程技术人才和市场经济人才（因为日韩文化易于沟通，韩国人更容易学习日本人经验）。1969年，三星电子成立，起步的业务是进口索尼的零部件后组装家电。

这十年间，韩国的GDP从1962年的262.13亿美元增至1972年的692.57亿美元，增长了2.64倍，年复合增长率为10.53%。人均GDP从1962年的988.70美元增至1972年的2067.05美元，增长了2.09倍，年复合增长率为7.65%。

尝到政府指导与资本主义结合的甜头之后，三五和四五计划时期，韩国政府建设的重点转向战略重工业：钢铁、造船、化工。计划讲究宏大叙事，目标高远。第三个五年计划进行得比较顺利，第四个五年计划却发生了挫折，GDP增长在1979年大幅减速，从上年的9.10%降至当年的6.99%，1980年更是出现了3.22%的负增长。

这次衰退的主因就是政府有形之手过于活跃，在政府的指导下，企业出现过度投资，尤其是很多国有企业在重工业领域进行了大量的投资，而这些投资后来被市场验证属于低效或无效投资，成为经济衰退的主因（部分原因是两伊战争引起石油危机带来的外部冲击）。

但这十年间，韩国经济成长的成就也不差。韩国的GDP从1972年的692.57亿美元增至1982年的1511.80亿美元，增长了2.18倍，年复合增长率为8.12%。人均GDP从1972年的2067.05美元增至1981年的3904.12美元，增长了1.89倍，年复合增长率为6.56%。

1982至1992年的黄金10年

经历了1980年的负增长，韩国对经济政策进行了调整，跟随着美国里根和英国撒切尔经济自由化改革，主要是两大内容：

一方面是国退民进，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产业领域。除了公益性领域，八十年代政府原则上不再新出资或投资新国有企业，即不增加新的国有股权。1987年4月进一步推出国有企业民营化计划。另一方面是尝试在国有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1984年3月颁布《政府投资机关管理基本法》，给国有企业松绑，实行自主经营责任制。

另一方面是减税放权，1982年税制改革，韩国政府降低了企业和个人所得税的名义税率，减轻了纳税人的税务负担，刺激了经济增长。横向比较，以税收对GDP的占比来看韩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一直低于同为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更低于高收入国家英国。德国战后轻徭薄赋的税收传统在西方高收入国家中是独树一帜的（韩国政府在经济起飞期少征税少负债少花钱还是值的赞美的）。

在这十年间，韩国的GDP从1982年的1636.75亿美元增至1992年的4251.89亿美元，增长了2.59倍，年复合增长率为10.01%。人均GDP从1982年的4161.98美元增至1992年的9719.06美元，增长了2.34倍，年复合增长率为8.85%。这个阶段与中国1998年至2008年的黄金增长十年情况非常类似（中国的GDP从1998年1.92万亿美元增长2.63倍至5.04万亿，年复合增速为10.10%），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与日本、韩国以及二战后迈入高收入国家群体的经济体相比也并不出奇。我们理所应当感到警惕，我们荡气回肠的经济增长历程并非是独有的，不能以特殊国情的乐观假设来替代普适性经济规律的存在。

1992年至亚洲金融危机时期

经历了长达10年的经济景气增长周期，韩国经济潜力得到了充分挖掘，实体的商业机会近乎穷尽。但在信心和欲望的刺激之下，韩国政府与民众仍对经济增长抱有极高的期望，所以政府应对经济增速下行的主要措施是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增长。

宽松货币政策刺激成为了主要的手段，这时候国际上的金融形势也特别有利于韩国的借贷：

一是日本经济陷入不景气，日本央行降低利率以刺激经济，韩国金融和工商企业能相对容易地借入便宜的日元；

二是因为1990至1994年间美国和欧洲经济不太景气，国际资本流向对曾保持高增长记录的韩国有利。这阶段，韩国居民和企业部门（非金融企业）的债务快速攀升，以远高于GDP增速的速度增长。

对比自由市场的好老师美国，可以发现在1991至1998年之间，尽管韩国的宏观总杠杆率低于美国，主要是因为韩国政府债务很少的缘故（韩国政府在经济起飞期不乱花钱是非常好的惯例），但韩国企业部门的杠杆率上升过快，远远高于美国的水平。这就导致了金融危机的降临。因为从债务的角度，国家债务的可持续性更强（相比个体企业，国家凭借主权更容易借新还旧），而企业的债务会直接增加财务的脆弱性，一旦无法按约定偿付本息，就会成为银行的不良资产，引发连锁的金融负面反应。

| 资料来源：世界清算银行

所以，当韩国朝野陶醉于他国无法与之比拟的经济增长潜力的幻象之中时，金融危机已经迫近。事后世界清算银行的经济学家发现，信贷缺口为正就需要警惕“信贷相对繁荣”可能累积的系统性风险。回过头来看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信贷的正缺口一直在增大，隐含了金融危机的信号。

而有一个非常牛逼的经济学家，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克鲁格曼则在事前就预见到了这种情况，他警告韩国依赖债务扩张带来的潜在风险，认为这种“投入驱动型增长”的模式难以持续，很容易受到副作用的反噬（即“危机的洗礼”）。克鲁格曼运用的分析工具是全要素增长率，他发现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靠劳动力和资本（债务为资本融资）等要素的投入来实现高增长，但劳动生产率没有改善，当此前要素的投入难以为继就将直接面临危机的威胁。而资本的回报无法满足股东或债权人索要的必要报酬率就是触发这种投入模式中断的情形之一。

从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Conference Board）发布的数据看，韩国TFP的增速出现多次负增长，所以也在克鲁格曼的预言之内。

如果同时满足信贷正缺口高于10%，且TFP增速恶化的情形，那么就需要足够警惕了。虽然国内的经济基本面依然强劲，但却受到了这两个指标的同时预警。

1996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韩国也是重灾区。

亚洲进入危机触发的经济自由化改革

1996年12月13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降至1737.60：1，对比1996年官方汇率804：1，降幅超过100%，当月韩国外汇储备仅剩50亿美元，不但无力维护汇率，而且无法满足对外支付的基本需要。1996年韩国的贸易赤字高达177.5亿美元，每个月的进口高达108.1亿美元，其中当时韩国须从外国输入生活必需食粮，一年要花费120亿美元。可以说，没钱买粮食了，而且工商企业还要偿还大量的外债（据估计1996年12月当月企业部门的到期债务就超过100亿美元）。

这时候的韩国真是窘迫。处于同样困境的俄罗斯宣布停止对外偿付外债，包括政府所欠的债务，这引发了一连串的金融危机，其中就包括长期资本公司的破产倒闭。对于战后重建在经济发展中逐步建立起强烈民族自尊心的韩国人而言，是难以接受的。为此，举国上下多方筹措美元还债，其中的一个壮举200多万韩国人自发捐出总额高达10亿美元的黄金。关于韩国老妇人和新媳妇含泪向国家捐献黄金首饰的新闻报道广为流传。

10亿美元的黄金只能反映民族气概，但不足以满足对外支付的要求。韩国被迫向IMF紧急申请援助贷款。而IMF提出的条件就是要求韩国进行彻底的结构性改革。改革从两个大方向着手：

一个方向是改革政府职能，其全能型政府向有限型政府转变，由管理型政府向治理型、服务型政府转变。在加强立法管制之外，加强金融和经济的自由化程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另一个方向是改造经济的微观系统，破除“裙带资本主义”和政府管制下衍生的“道德风险”。当时韩国的“裙带资本主义”主要体现为某些阶段“商界和政府通过合作使国民福利最大化”（克鲁格曼语），在经济发展的某个阶段这种合作可能有利于一国的经济发展，但随之也会造成监管不力和贪污盗窃等“道德风险”。比较典型的就是韩国的财阀企业不受财务纪律和预算的约束大规模举债（只想着债务扩张，借新还旧，没想过通过经营活动创造的自由现金流来偿还债务），本质上是不谨慎的微观行为绑架公共利益。当债务难以为继的时候，最终只能把金融系统拖垮了，然后等着政府动用纳税人的金钱来偿还。

韩国破旧立新的改革措施具体包括：

• 修订完善《证券交易法》《企业破产法》等，清理亏损严重的金融机构和僵尸型工商企业。

• 责令偿债能力发生不可逆恶化的财阀破产清算，前30家大财阀有半数因为金融危机被迫走上了破产、清算和合并重组的道路。以上这两个措施实际上废除了任何形式政府信用担保，让市场来决定企业的生死，完成了企业经营成败与政府的脱钩。

• 设立 “金融监督委员会”，按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对金融机构实施严厉监管。同时，政府不再干预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取缔既往的指导信贷投放等窗口模式（1972年8月，韩国政府颁布《关于经济安定与成长的紧急命令》，对企业进行救济，展期企业债务，并强制将此前个人借给企业的资金转为低息贷款或直接投资，避免信用风险暴露。政府背书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企业加速负债，加剧了经济系统的脆弱性）。

• 修订完善《公司法》等法规以改善企业的治理水平，要求企业提高财务信息的透明度和可靠性、保护企业少数股东利益（以防止控股股东一股独大过度举债等破坏公司长期价值的行为）。

• 对外国投资者完全开放市场，包括此前开放步调迟缓的金融市场，外资在银行、保险等领域持有股权都不受任何限制。

• 经济制度进一步自由化，包括汇率自由浮动、市场准入法治化等等。

• 采用法治化追究政府官员与财阀之间的舞弊行为，减少政府的不当干预和越权干预，从严治理“裙带资本主义”。直到今天，这个动作还在延续，前总统李明博和朴槿惠的受审就是韩国朝野对“裙带资本主义”毫不妥协的斗争。

这些措施没有一项不带来巨大的社会痛苦。其中企业破产带来的失业问题就给政府带来了严重的冲击，失业率从危机前1995年的2.05%，一路飙升至1998年6.96%。24岁以下青年人的失业问题更加严重，1998年这个失业率达到创记录的15.46%，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的比比皆是。

这时候政治家体现出了主心骨的作用，展现领导力以凝聚人心，抗拒恐慌。时任总统的金大中先生悍然发表“丢三保七”的言论：主张丢掉30%的工人的工作，保70%的工人就业，这种以市场导向的决定却赢得了民众的支持。他签署法令限制财阀、强制经营不善的金融和工商企业破产，压根就不畏惧既得利益阶层的仇视。

其中另一个代价是向金融系统注资，以政府财政资金、民间资本、外资等多种渠道累计向金融系统注入了155万亿韩元以帮助消化不良贷款的同时确保商业银行能达到巴萨尔协议要求的资本充足水平，1997年底韩国的信贷市场价值为899.9万亿韩元，相当于信贷总额17.22%，也相当于当期GDP的530.3万亿韩元的29.2%。因为外资帮助处置不良使得外资在银行系统的股权占比从1997年不足1%增加至2004年的30%；政府的债务从1997年底的34.1万亿韩元激增至2001年底的69.2万亿（这不是政府开支的全部代价，对金融系统不良资产处置产生的支付义务一直延续多年）。当然这些措施都是值得的，敏捷出清金融机构不良贷款，避免信用内生性紧缩的恶性轮回（这和伯克南在次贷危机中的处置方案是完全类似的）。

不破不立，破旧才可立新。韩国1999年起经济开始反弹，焕发出新活力。2001年底金融系统的不良贷款比例从危机爆发时的20%下降到了3%左右。1999年韩国GDP摆脱亚洲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恢复增长。

危机后时代

现如今，韩国已经成功跨过了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进入了高等收入国家行列（2018年世界银行设定收入划分阈值为人均GDP高于12055美元）。别小看这个成就，高收入国家俱乐部的格局在十九世纪形成，至今仍然是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国家为主。二战后像韩国这样从低收入组别进入高收入组别的国家屈指可数。

危机后，韩国人均GDP从1998年谷底12652.35美元增长2.06倍，达到2017年的26152.03美元，年复合增长率为3.89%。除了1998年GDP增速出现报复性反弹之后，韩国的经济增速下降至中低速水平，2008年之前尚围绕5%的中枢上下波动，2008年之后GDP增速基本降至3%以下（因为总人口正增长，所以人均GDP的增速一般都慢于GDP增速）。

2018年5月8日韩国银行（即韩国央行）发布了一份名为“增长潜力下降原因分析：以生产率为中心”的报告认为：韩国在经济危机之后比危机之前年平均生产率下降了2%，与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主要国家相比处于最低水平。而该报告给出的政策建议是，如果能以减少对市场干预为目标，通过政策性的努力还是可以改善和提高生产率的。同时，报告认为韩国知识产权保护等与开发研究有关的制度性的环境仍旧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并强调“应为保护知识产权做出更多的努力”。 

作为成功摆脱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进入OECD的后进国家而言，韩国制度仍在强调自由市场化改革，强调知识产权保护，充分说明市场经济的建设和进化，任何国家的努力都永无止境。这对我们何尝不是一种启发？

韩国亚洲金融危机的启示

以史为鉴，值得深思：（1）依赖债务扩张的经济增长更容易是低效率的，可能会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一旦危机发生，代价会非常高昂，韩国为亚洲金融危机付出的显性代价，光是救助金融机构就付出了GDP的近30%。美国次贷危机的代价更是难以估量，其中最难估计的是反危机的货币政策带来的潜在后果。（2）遇见危机并不可怕，代价一旦明了，社会各阶层分摊即可，更可怕的是为了抑制危机付出的潜在代价。（3）所谓危机，即是危中有机的福祸转换论，背后需要切实的行动。唯有经历危机后，越发确信自由市场的力量，以市场化改革来实现进化，才有机会避开中等收入陷阱。

02

韩国的社会挑战

养老问题的挑战

新世纪以来，韩国遇到了诸多新挑战。主要的挑战来自于老龄社会的威胁，2009年韩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首次超过10%（达到10.3%），预估2018年该数字将超过14%，正式跨入“老龄社会”。

《朝鲜日报》称，2017年韩国新生儿数首次低于40万。相比之下，死亡人数达到新高，约为28万人。2017年12月还出现了单月人口负增长，人口零增长乃至负增长的威胁越来越大。

但从老年抚养比数据看，韩国的压力并不大。日本和德国的老年抚养比更高，但社会承受的压力较低，韩国却面临着很大挑战，有新闻报道甚至称，韩国70岁的老妇人不得不从事性服务以维持老年生活，分外心酸。其核心原因在于1982年至1992年的黄金十年增长期，韩国充分释放了人口红利，却对养老制度缺少安排，有些难以适应而已。

这种安排不是指由国家提供充分的养老保障，因为国家通过税收或收取养老保险以现收现付的方式提供公共养老保障，本质上是对财富进行代际转移再分配，这种再分配在全球范围内中高等收入国家低出生率的新常态，变得越来越不可持续：（1）后人增速减少，要薅羊毛也不容易；（2）鼓励生育也未必合适，一是涉及到公民的自由选择权，二是不可能用更多的人口来解决人口老去的问题（从既有的物质守恒定律看，地球承载生命肯定是有容量的，通过人口增长来抚养老去的人也未必可以持续，不可能把所有的问题都甩给更有智慧的后人）；（3）引入外来移民可以阶段性地解决全球人口结构性的不平衡，并削平国家间居民收入不平衡的鸿沟，但随之而来两个问题：一是移民的输入国，可能要损失高素质的人口，这原是本国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二是移民输入国的适居人口总数是有限制的。

德国作为老龄化程度居欧洲第一的国家，从施罗德政府开始的选择主要是缩减公共养老保障的福利水平以激励个人对养老的整体安排。因而默多克政府在最近五年才能连续得以实现财政盈余。如果福利开支不断增加，对于德国这种抚养比不断攀升的国家而言，财政的支出可能会加速增加，带来巨大的压力。但德国政府之所以有财政盈余，总体还是拒绝向高福利低头的原因。说到底，自由的个人自立自决，非必要时，政府不能动用公共资金来提供福利。其实，日本在老龄社会中艰难恢复，也是得益于类似的选择（包括削减共同退休金、推迟退休年龄等）。否则，很容易陷入为了社会福利而增税，经济增长乏力，经济增长乏力而税收无法达到预算要求的恶性循环。

韩国的福利政策选择

目前，实行福利制度的一些国家社会福利支出过多而陷入了财政危机，有些国家不得不减少甚至取消福利的承诺。究其原因，主要是社会福利支出压制经济增长（高福利需要高税收，很容易破坏经济发展的激励机制），因此，韩国提出的目标是建立符合均衡福利国家特征加韩国社会特征的“韩国式福利经济模式”构想。

这是基于以下几点现实：（1）韩国政府的福利支出还有提高的空间。2018年OECD的35个成员国的社会福利支出占GDP中位数为20.1%。而韩国11.1%排倒数第三。所以尽管韩国从次贷危机之后不断增加福利开支，但仍处于OECD的较低水平，有适当提升的空间。另外，它的政府杠杆率处于OECD的较低水平。（2）社会福利有提高的必要性，尤其是养老支出。从社会公平的角度讲，作为当下对福利最渴求的一代人恰是韩国经济腾飞期黄金十年做出贡献的那代人。当时政府压低工资和养老缴费，导致这些人的养老积累不足。

对于韩国来说，社会保障的基本国策基调仅限于保障基本生活，提供“救穷救急”的救济措施，而不是高福利的温床。这很值得肯定。但即便如此，据中国税务总局的研究估计，维持现有社保制度下，到2060年韩国的国民负担率（占GDP比例）将达到40%，而2016年这个数字只有26.5%左右。这种税负让人感到非常不安。事实上，韩国的人口结构上的压力并不比中国高，中国更需要未雨绸缪。

南北统一的民族梦

长期以来，韩国政府一直保持着极低的债务水平，其中一个目标就是旨在为南北统一提供财政空间。在韩国政府的设想中，南北韩统一时的北韩开发费用及福利费用，每年要消耗GDP的5~6%，需要筹措20年以上。这还是令人肃然起敬的。

03

结语

因为韩国的出口商品从石化产品到电子产品等种类覆盖了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与中国、美国、日本等贸易大国联系密切，就好像旧时用于检测矿井空气质量的金丝雀，所以韩国的出口数据往往被称之为世界经济的“金丝雀”，其出口的波动往往被视为检验全球贸易情况的风向标。

2019年开年，“金丝雀”指数表现不佳，1月份出口同比下降5.8%，二月份降幅扩大至11.1%。这暗示着2019年将是全球经济更加动荡的一年。

但韩国本身并没有太多担心。这是一个政治开明稳定、法治日渐透明的国家，有记录的基尼系数在2012年录得31.6，社会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即便经济增长受到挫折，但不会对国际社会带来什么负面冲击。

相反，我们需要从韩国这个蕞尔小国的镜子里，思考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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